1、散文《盼新年》（范中超）
2、散文《蓝晒客》（杨振华）
3、散文《南浔净心》（高莉）
4、散文《电话》（关海山）
5、散文《为儿备晨炊》（淡淡蓝）
6、散文《追思母亲》（姚林宝）
7、杂谈《“脑瘫诗人”的高度在哪里》（钱夙伟）
8、刊头画《冬庄》（刘旭春）、《啸》（孟贤）
湖州作家徐惠林创作的长篇散文《渔在江南》，新近入选《中国散文年度佳作2014》。据悉，这是湖州作家继诗歌、小说、散文诗入选国内有关年选本后，散文作品首入国内权威年选。由耿立主编的《中国散文年度佳作2014》(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目前已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上市。
1.4万字的《渔在江南》，以挽歌的语调，书写了包括湖州在内的江南水乡传统捕鱼方式的式微，及对此景观远逝的无奈和感伤，是一曲传统生产方式远去的挽歌。此文在2014年第8期《西部》杂志刊发后，反响颇佳，江苏著名作家诸荣会、湖北作家郭海燕均有肯定评价。
《中国散文年度佳作》是近年来中国散文界重要的选本之一，主持选本的耿立是国内有影响的学者、散文家和诗人。多年来，耿立秉持“把世界还给文学，把文学还给人，把人还给自己”的理念，默默进行着散文文体的探索实践。《中国散文年度佳作2014》，为还原散文的本质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观照。选本中的文章既来自传统报刊，也选自各种博客、微博、微信，《渔在江南》是入选此书的最长散文之一。
徐惠林现为浙江省作协会员，湖州日报副刊编辑，主任记者。近年，他以“江南”、“乡村”、“农耕”、“太湖”等为题材，糅合文化思考与艺术探索，著文多篇，刊发在《散文》、《清明》、《华夏散文》、《西部》、《散文诗》等文学杂志上。同时，以时代新视角，运用多年田野考察与文献检索之积累，对浙北地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阐发，在香港《大公报》、《中国书画报》、《书与画》、《收藏》、《收藏家》、《美术报》等报刊发表多样文化散文、艺术史论；基于此风土与生活板块而升华之诗歌作品，也多次刊发《中国诗人》、《诗林》等杂志。 (湖州文学院 李民)
湖州市文学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湖州师范学院召开
2015年1月10日上午，湖州市文学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湖州师范学院召开，来自三县两区的46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文学学会第五届会长程民所作的工作报告，
会议选举产生了由31人组成的第六届理事会，选举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分院副院长王昌忠教授为新一届理事会会长，徐重庆、丁国强、沈文泉、李浔、徐惠林、方满凤、许莉萍、周淑舫、刘树元、胡淑娟、刘方、余连祥、杜隽等13人为副会长，湖师院人文分院党委书记章晓强为秘书长，潘明福、陈罡、韦良为副秘书长。
今天，市文学学会第六届理事会聘请老会长李广德教授、程民教授为名誉会长，聘请蔡一平、章子林、厉创平为名誉副会长，聘请湖州市社科联主席张西廷、市文联副主席兼市作协主席杨静龙、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唐永昌为顾问。
1、散文《立春》（阿果）
2、散文《护城河的水》（许金芳）
3、散文《说说‘八秩小翁钟一’图章》（钟伟今）
4、散文《“小文员”昊昊》（唐翔）
5、散文《脚哥二三事》（蓝雨）
6、散文《取暖》（陆霖）
7、杂谈《斑鸠》（大近若遥）
8、刊头画《冬踏雪寻梅）（李向阳）
2015年2月7日《美术报》发一版：《“文”物拍品走红市场的“秘密”》
附——————————————————————————
“文”物拍品走红市场的“秘密”
几乎每隔几年，中国艺术品市场都有一两种艺术品成为新宠，一方面是拍卖公司、古玩界、收藏经纪人“事先看好”了某些类别的藏品有潜力，就先期大量“囤货”, 通过人脉之口口相传，专场拍卖的推动，更多以众媒体及舆论之“概念引导”炒作这类拍品；另一方面，在此类古董或名家书画被炒热、追捧，此后的一年半载或较长的时间里，这些艺术品被一般收藏者因从众心理驱使而“争购”，使其逐渐“干涸”。而由于市场“永远逐利”的本性，猎寻新的藏品目标就成为下一步的必然选择，就如同不断循环的“明星制造”业。
近年来，通过市场观察，笔者发现，“文”字号藏品已越来越多地受到藏家、投资者的热捧，除了尤以古籍碑帖、文房清供、文人手札等为显，几成“薄发”之势。此“薄发”或曰“勃发”，“包装”、“炒作”因素少，实乃20多年来中国拍卖业日渐圆熟，藏家一批接一批、一代接一代，鉴藏理念到位之“厚积”的结果。
固然，从一个大的概念来说，所有的艺术品都是文化产品，民族的审美旨趣、宗教与习俗、其时的人伦教化需求、历史、科技等要素均溶在其中。但本文所指的“文”物，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不包括一直风行拍场的“文人”书画，或瓷器中具有浓郁文人画特质的浅绛彩。
古籍碑帖，是“文”物的最集中载体，承载着“纸上”传统文化的精髓。某种程度上来说， “文”物市场吃香，拍场走红，就是中国古代“上层建筑”之意识形态“吃香”、“走红”，而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形态到今日能被“看到”、“触摸”，进而可以捧回家细细研思，就是靠留存于书册上的文字、图式所赐。因为有了百年千年相隔，它们被称为“古籍”、“碑帖”。古籍碑拓近年在市场上非常火爆。在2013年的春秋两拍中，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翰海、北京匡时、西泠印社、中贸圣佳、上海朵云轩、北京诚轩、北京荣宝、北京华辰等10家拍卖公司，共推出了“古籍碑帖”专场20个，成交4226件（套），成交额为3.3亿元。此外还有北京的中国书店、上海的嘉泰、博古斋，天津的鼎晟、立达，南京的盘龙等，均专事古籍拍卖。2012年北京匡时夜场拍卖，“过云楼藏书”以2.162亿元人民币成交价，创下中国古籍拍卖的世界纪录，一年后匡时秋拍的北宋刻本《礼部韵略》，也以2990万元创当年高价。
古籍碑拓为什么“吃香”？除其本身因为资源稀缺、赝品较少等优势外，主要还在于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纸上”的集中体现：经史子集、碑文拓片等。而当下之时代，现代化、全球化一日千里，相对于现代化带来的“机械化”、“电子化”，带有人类原初诗情画意及手工体温的艺术品、工艺品，变得更为稀有而可贵；而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越来越靠近欧美文化之倾向，使民族文化被极大削弱，古典文明的力量被消解。喜欢中国古典艺术品的买家，几乎都是对传统的、民族的文化，怀有深厚感情者。一方面，他们买这些艺术品，固然有投资的取向，但喜爱这些艺术品之美和民族审美特质，应是最初的出发点和最后的落脚点。并且，越是现代化、全球化的语境，越能从“比对”中凸显出自己的民族特性、传统之优异。我们姑且借用词语“吃香”，其实只是想表明：并非因为是现在被“感觉到了”、“被发现到了”而拥趸它，促其走红，而是它本身的“回归”——掸去其上被岁月和记忆遗落而积起的灰尘，让它呈现出应有的迷人状态。
事实上，古代“耕读”社会，“耕”即是读书，即是崇文。著书立说、刊刻书册、惜字藏书等一直是风尚，在古人精神生活中地位很高。文章乃“经国之大业”，无论是皇家、官舍，还是民间乡绅“诗书传家”，对建藏书楼均非常重视，古董反倒是作为一种“玩意”，被归为生活调剂、嗜好之范畴。
走俏市场的“文”字号，除了古籍类，另一大类是文房雅器。文房类用具的材质较为丰富，有金、玉、石、瓷、铜、犀、玳、木、竹等。作为古代文人的日常用品，文房杂项保留至今总体数量不是很多，主要原因在于其本身的制作数量也不是特别多，且绝大多数集中在“识文断字”者手里。而制作工艺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匮乏，民间流传的多是家族手工业作坊式制笔的工艺流程，“指导材料”少，也直接影响了“产品制作”。文房四宝、印章、印盒水盂、笔筒、笔洗、镇尺、紫砂壶、鼻烟壶、砚屏、文玩核桃、手串等文房杂项，一般都具有小巧、精致、优雅、文气等特点，它们既可为习字、作画、熏香之实用，也是修心怡情养性的陈设品，甚至是娱乐休闲之器物。而今日很多都市人，居家都辟有大书房，里面配备了电脑、音乐播放器等现代电器。如有文房清供等“请入”，则更能增添古雅恬静之气，将书房营构成一种清和雅正的“精神道场”，成为现代人释放压力、心灵栖居、情愫游逸的一个美妙所在。由此，从古玩店到拍卖场，文房类艺术品的“吃香”成为一种必然。以砚台、古墨等文房四宝为例，近年市场价持续上升，古墨价格从数千元到几万元不等；手串、佛像、佛珠、熏香等也逐渐走俏。有资料统计，2013年中国嘉德等国内10家著名公司共推出过40个文房清供专场，成交3110件（套），成交额高达7.19亿元。其中北京保利春拍的“燕闲清赏——翦淞阁文房古器录专场”取得了100%的成交率和8892.95万元的成交额，西泠春拍的文房清玩·晚清四大家篆刻专场也100%成交。就像西泠印社拍卖公司总经理陆镜清说的那样：“文房艺术品是‘小中见大’的，‘小’是价格上的小，‘大’是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的大。文人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文房又是最能体现文人精神的。”
文人的文稿手札、名人的题跋墨迹等，是这两年备受瞩目的拍场新品，也是“文”字号走红的后起之秀。拍场热捧的“文人”、“名人”，包括政治文化界名人、专家、教授、学者、演艺界人士等，这个群体“产出”的信札﹑条幅、对联、笔记、手稿、题词﹑手书古诗文﹑临摹写生等，品目很是丰富。
笔者打开手边的《光明日报》，在“美术版”上便刊发了整版的“大家墨迹”，这批选登的“文史翰墨——首届中华诗书画展”，实际上就是“文化名人”作品。这些作品既有鸿函巨椟的珍藏手稿﹐也有俛拾才思的自书诗文﹐更有笔墨横姿的妙手丹青。介绍提到的文化名人有袁行霈﹑饶宗颐﹑吴小如﹑冯其庸﹑叶嘉莹﹑戴逸﹑刘征﹑汤一介﹑傅熹年﹑王蒙等。
文人、名家手迹的拍卖，以可供套现的信札为宠。2014年春季歌德艺术拍卖，“赵庆伟藏名家文稿遗墨”专场座无虚席。该专场呈现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大家的手写书稿原稿，开启了手稿收藏新领域，成交率高达95%。其中王朔手稿《一种感觉》，是当时红极一时的电视剧《海马歌舞厅》的重要组成部分，以28.75万元成交；钱钢的报告文学手稿《唐山大地震》以16.1万元成交。近两年，史家的纯粹学术著作和稿本，也走出了“枯燥无味”故纸堆，开始被藏家认可。继2012年“南长街54号藏梁启超重要档案”公开拍卖后，2014年6月13日“陈垣先生著作和稿本”也在广东崇正拍场以630万元人民币整体落槌。尽管拍卖之前已引起中山大学、中山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和新会图书馆的极大关注，但最终结果不是学术机构购藏，而是为私人藏家夺得。事实上，除重大的史料与研究价值外，这批手稿文献的另一大亮点是其书法价值。陈垣擅长书法，字体近似米芾，潇洒流畅，晚年依然笔力雄健，令人追慕。
市场有“需求”，拍卖公司就不会放过“商机”。以西泠拍卖为例。2009年秋，西泠首度推出“名人手迹·碑帖书法专场”，随后几年精心梳理推出“近现代名人手迹暨纪念辛亥革命专场”、“近现代名人手迹暨纪念对日抗战七十五周年专场”等。专场每次推出大约200件拍品，成交率每次达90%以上。2013年秋拍，他们将名人手迹的征集范围扩大到了国际，推出“中外名人手迹专场”。专场中国部分的拍品，包含了辛亥前贤、国共两党党史重要人物遗墨，台湾“中央研究院”重要文史资料，以及林语堂、沈从文、陆小曼等民国名士和邓丽君等华人巨星相关藏品。其中一封来自周恩来、陈云关于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通信，以235.75万元高价成交，而外国名人手迹是国内拍场首次规模性推出的拍卖，汇集了狄更斯、哈代、柯南道尔、雨果、左拉、大仲马、小仲马等重量级作家的亲笔信，罗斯福、丘吉尔等政治大腕的亲笔信，以及爱因斯坦的书信、好莱坞影星及音乐家签名照等。
更早以前，明清文人、名家的信札尺牍，已为目光独具者注目并抢得先手，如2008年，著名演员张铁林以250万元买下清代画家赵之谦的《国朝汉学师承续记》手札三十九通，2009年陈独秀、梁启超与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书信，为藏家斥资744.8万元夺走。
“文”物走红拍场有何真正的“秘密”？那就是“文”物越来越深地契合目光敏锐、文化层次渐高、投资愈加理性的收藏家的雅正选择——古籍碑帖，满足身处现代科技与全球一体化的当下都市人，对中国本民族传统文化“再回归”的感知、体认；文房清玩则能纾解现代人的竞争压力，陶冶精致文雅之情趣，安抚孤寂中的闲适和不安；文人信札满足普通人“走进名人精神世界”、“触摸名人心迹”的好奇，破除对名人及某些历史细节的“神秘”，并且，将一些独特文献资料“归我独藏”，涌出文化占有感和欣喜感。此外，作为投资品，“文”物一直以来学术梳理不多，系统性不高，也没有被资本规模运作，其市场价相对平稳，为投资入手最佳之机。
这些拍品本身含有丰富的历史、艺术等价值并稀缺，拍场又是你竞我争的一种业态趋向，故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收藏家投资者们，便因此能集聚起“文化梦”——拍卖竞得“文”物。如此收藏行为，既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又有前瞻向好的投资回报，如是，“文”物不“走红”也难。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的养生时代已经来临。越是物质丰富的时代，越是注重生活品质的时代。在物欲横流、功利浮躁、信息加速与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中，现实中人们往往容易迷失自我，物质日益发展与精神日益荒芜，在这种环境之下，恰恰最需要让心静下来。
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无疑为当代社会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足以承载“生理”与“心理”的港湾。关于书画与养生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有定论，许多传统医书把书画作为“愈疾良方”。诸如何乔《心术篇》说：“书者，抒也，散也，抒脑中气，散心中郁也。”同时也流传着诸多“观画愈疾”的佳话。诸如宋代词人秦观曾患肠胃病，久治不愈，后因日观王维的《辋川图》，置身于山清水秀的画境之中，顿感心旷神怡，其病不治全愈的故事。从科学角度分析，“观画治病”类似于“望梅止渴”，具有心理暗示的疗效，人的生命是生理与精神相互依存，精神愉悦势必促进生理的协调。而书画与养生的另一个佐证，就是书画家的寿命。有学者曾经将明清两个朝代的帝王、高僧与书画名家的享年作了比较，调查结果是：书画家平均寿命80岁，高僧66岁，帝王则不足40岁。纵观中国书画史，书画家普遍高寿，诸如智永习书百岁而寿乡，欧阳询享年85岁，柳公权88岁，文征明99岁尚习小楷，近现代书画家中吴昌硕84岁，齐白石97岁、林散之90岁，陈叔亮91岁、刘海粟99岁，沙孟海93岁，费新我90岁，启功94岁等等，最为典型的是上海两位书画老人，均享年105岁，一位是近现代国画大家朱屹瞻，另一位是苏局仙，其养生之道，自言：“唯书画而已。”
传统的书画艺术的重要功能是能够让人的心“静”下来。书画创作是一个“修心过程”，强调心平气和，调息凝神，排除杂念，正所谓养心莫如静心。西汉文学家扬雄说：“书，心画也。” 唐孙过庭说“人书俱老”，都提出了书画艺术之于人的功能性意义：书画作为养生的载体，可以有效地调节人的精、气、神，达到平衡与最佳状态，因而书画艺术具有多种生理与心理治疗的功能。比如篆书使人舒畅，隶书使人恬静，楷书使人平和，行书使人潇洒，草书使人亢奋。传统的花鸟“五君子”题材，画梅可散去肝郁积闷，画兰令人心旷神怡，画竹可排除胸中怒气，画菊可助人不畏艰难，画松则可令人胸襟广阔。而传统的山水画则是一次佳构山水的心灵之旅，在青山绿水与鸟语花香的笔墨世界中，使人忘却世间的纷繁俗虑，心灵得到净化。
所谓“志有所专，即是养生之道”。传统书画艺术的功能之一是养生。无论是书法经典的《兰亭序》，山水佳构《辋川图》，还是八大、石涛富有禅意的花鸟画，其本质都是追求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物象的合一之境，即“天人合一”的书画之道，这种境界的核心就是养心与养生。于是一代大师黄宾虹凭借他对于传统艺术精髓的学术理解，把书画艺术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黄宾虹《书画之道》中提出：“画学中兴思救国，特健药可医百病。”又有《与朱砚英书》：“书画称特健药，可使有病者无病，无病者不病。”最终在66年前，85岁的黄宾虹先生提出“艺术是最高的养生法，不但足以养中华民族，且能养成全人类的福祉寿考也！”，不仅指向个人，而是立足于中华民族与人类社会的高度，成为黄宾虹画学重要的艺术理念之一。
毫无疑问，在书画领域极度市场化与功利化情境之下，书画家背离“养心与养生”传统而热衷于书画经济的今天，提倡“书画养生”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
1、散文《春雨》（范中超）
2、散文《天堂的口子》（董永驰）
3、散文《写信》（关海山）
4、散文《惊蛰》（阿果）
5、杂谈《斯文扫地辨》（杨新元）
6、刊头画《厨房系列@鱼头》（任昱）、镜心（任海荣）
另：
《苕溪悦读》版同日刊出，文章有：
1、《从“印度工程师”文章说起》（胡宗伟）
2、《在江南，遇见你》序（沈健）
3、《住在书里》（酱香老范）
4、《丰子恺与练市》（唐翔）
5、《以小见大》（张淑惠）
上一期《苕溪悦读》版2月12日刊出，文章有：
1、《盘点年度好书》（叶骏）
2、《长篇散文<渔在江南>入选‘中国散文年度佳作’》（李民）
3、《大于零 小于一》（王颖君）
4、《新年的读书计划》（张华梅）
5、《江南雨》）（曹隆鑫）
6、《对艺术审美本质的质询与追问》（李浔）
《苕溪人文》版2月26日见报，刊发的文章有：
1、《文化墙》（许金芳）
2、《美意延年话“羊”藏》（忍冬）
3、《曾国藩的湖州同年》（木子）
4、《风轻水暖柳烟垂》（谢思苇）
王舍堂前多雅燕
徐惠林
长兴县隶属于浙江省湖州市。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杭嘉湖平原，太湖西南岸，与浙江省安吉县、吴兴区和安徽省广德县、江苏省宜兴市接壤，“鸡鸣三省”是其形象之写照。
长兴古称长城。春秋吴越争霸时期（前514—前495年），吴王阖闾派弟夫概在今雉城东南两里处筑城，作为夫概王邑。因城狭长，故名长城，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吴越王钱缪改长城县为长兴县。
“吴根越角”的长兴，历史上不但“武文化”繁盛，出过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武帝），文气也沛然，尤以中唐和晚明为盛。中唐，长兴的紫笋茶成为贡品，茶圣陆羽在县境内的顾渚山写就旷世巨作《茶经》。湖州刺使颜真卿、张文规、杜牧等亲临监茶，诗人皎然、白居易都曾前往品茗赏景，宋代湖州知府苏轼、知州王十朋等，也赋诗题咏。明代中叶，散文大家归有光、小说家吴承恩同治长兴，归撰文、吴书写的《圣井铭并序》、《梦鼎堂记》、《长兴知县题名记》三块碑迄今保存完好，吴承恩在长兴县丞任上为写作《西游记》积累了大量素材。而其时的王阳明弟子、思想家、数学家顾应祥，“后七子”之一的徐中行、《元曲选》作者臧懋循等，均为长兴本籍人士，且其中多人彼此间有过从。
在归有光、吴承恩书写“三碑”之后，长兴县还有另一块碑颇知名——《长兴县熊侯生祠碑记》，与本文所言的王氏家族有直接关系。1982年，老县委大院（原王氏旧宅）出土了这此碑的残碑，另一部分断碑则一直保存在县财税局。其撰文并书者为明代董其昌，题跋者，即长兴本地丹青好手王道明。
弁山在湖州也称卞山，即青卞山，主峰云峰顶海拔521.5米，为濒太湖第一高峰。其北在长兴县，南在吴兴县（今湖州开发区）。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湖州人王蒙（赵孟頫外孙）以此山为题材完成杰作《青卞隐居图》。明朝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因横行乡里而遭烧屋的董其昌带着家人避居湖州（此事史称“民抄董宦”）。期间，曾收藏《青卞隐居图》的董其昌，创作《青弁图》（现藏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与湖州、长兴等乡贤显宿交往。王道明应是此间与董相识并酬唱的。
在明中叶之后，一个王姓丹青世家翘楚于浙北长兴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他们不时以父子、祖孙或兄弟等“面目”出现，尤其在晚明、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段，才俊迭出，只待宽泛的艺术史给他们以“世家”群体命名。
地方史志上，我们能查得目前栖居于长兴的王姓人士之源头，有虞舜的子孙，有殷商比干的后裔，有周文王的后代，还有改姓为王、赐姓为王等，姓源很多。以周文王后代、太原和琅琊的王姓最为望族。晋朝的王导辅佐元帝渡江，在江南繁衍成为王氏大姓。唐代王朝把许多人带到闽浙一带繁衍。
2006年7月，居住北京的王氏后裔王晓涛，整理出了自己家族的一个谱系——长兴县大西街王氏世系（部分），里面记载他18代始祖王彦诚“自江南滁州迁居长兴城内大西街”。王彦诚死后，他因为儿子做官而“贵”，被朝廷“诰赠中奉大夫湖广按察使”。
明清以来，王姓在长兴甚隆，特别是居住县城雉城镇大西街的王姓，分布着各个支脉，如嘉寿堂、锦寿堂、仁寿堂、世寿堂等等，时有“南半城朱家，北半城王家”之说。 王家书香门第，贤达代出。除辑典籍、著诗文、集藏书、纳金石外，尤以书画为翘楚，丹青风雅，绵延不绝。自然，他们都是王彦诚的后裔。
季欢名士真风流
笔者现在能查到最早的明代长兴大西街书画家有三位：王瑄、王继贤、王道明。
王瑄为大西街王姓始祖王彦诚之子。其“夙工书，行草俱胜，年近古稀犹能灯下作蝇头小楷，神明不衰，时人谓能仅见云。”王继贤，字弓若，号笠云，王瑄长子王俣玄孙。明万历甲午（1594年）举人，辛丑（1601年）进士。历任武昌，晋江，蒙城令。崇祯末知扬州。在艺事上，他“工书，善画人物，不让陈洪绶”。《长兴县志》、《泉园随笔》、《箬溪艺人徵略》等著述提及他。王继贤死后入长兴本邑乡贤祠，晋江、蒙城两邑名宦祠。王继贤七世孙为清末民国“浙西三名士”之一的王修。王道明则为王继贤弟王继廉的次子。
民国21年。长兴雉城。一座著名的藏书楼“仁寿堂”里，一位书生正秉烛查书，不慎一个趔趄，烛火跳动，遇书则燃，顷刻间主人家无数旧藏古籍大多付之一炬。悲天呼地，自责责人……只几个时辰，凝聚王季欢多年心血搜罗的书画文物、自创的珍贵字墨伴着一股云烟飘游而去。
王季欢，1898年生，名修，字季欢，又号杨弇、云蓝，长兴县雉城镇人，藏书家，书画家，金石学家。王修曾祖父王沅，初名深，字亦山，号竹卿，嘉、道间（一七九六至一八五O）人。善书、画，有绿竹翠鸟，仿宋人笔。祖父王毓奎，父王承湛。
王季欢少时师事通经术、工诗文的丁绍猷先生，后又师事清末词人郑文焯，传其词与金石，得窥乾嘉学派门径。
民国5年，王季欢与温匋婚配。温匋系湖州名门温选臣之胞妹。秉性温良，好学工画，与王修同样嗜书、藏书，曾经手辑有《长兴志胜》、手抄有《吾妻镜补》等。
民国9年秋，王季欢任北洋政府财政部佥事，携夫人温匋至北京，僦居八大人胡同，名其居室曰：“心无住处”。是岁购得“王修之印”一印，考自东汉至赵宋，史有五王修，亦不知何代王修之印也。宏识博闻的王修，公余常携夫人至琉璃厂隆福寺，搜求善本古籍，旁及钟鼎甲骨，旧积因此盈屋充栋。此间在购得七世祖王继贤直安徽蒙城时所刻《古蒙庄子》一书，遂将家乡的藏书楼取名“诒庄楼”，以示不忘先祖之志。
王氏伉俪精于鉴别，金石彝鼎，手过者颇多。对明以前的椠印名家抄校，以及韩刻日刻，中土所罕见者，纵情罗致，重值不吝。搜求逾千百种。居北京期间，王季欢与胡佩衡、姚茫父、陈师曾、张伯驹等过从交谊。温匋拜吴佩衡为师，精攻花卉、飞禽、山水，工笔书画。刊刻有《长兴诗存》、《箬溪艺人征略》、《汉安鹿瓦庼专录》。
民国14年，王季欢寓居上海，发起组织以研究金石书画为宗旨的“巽社”，主编《鼎脔》美术周刊，于是年12月7日出版。王季欢创刊号弁言云：“本刊付印，同人嘱余一言，爱辞而序之曰：是刊也，凡碑碣砖瓦书画绣织彝鼎印玺钱镜兵器等，堪供赏玩，悉在网罗，尽量刊登，供之同好。念宋元以来，究讨艺术，代不乏人，专门名家，类有撰述，考之经籍，充栋汗牛。好之者辇金人市，千缃万帙，何难顷刻偕来，则何须求半爪一鳞于是哉!然豪者一饭千金，八珍罗列，五侯之鲭，咄嗟可办，习焉反觉其烦。则本刊也，譬诸伊蒲常供，偶尔尝鼎一脔，或转觉厥味之隽永乎!特一纸播传，篇幅有限，七日付刊，窘于时艰，终不免愿抱宏奢，事归简陋，则厚望于同好者之勖勉焉矣。”《鼎脔》刊物为了影印书画及金石拓本，所以用的是道林纸。报头题签，名家荟萃，如张一磨、寿石工、林白水、王杨舜、金息侯、狄平子、康有为、顾燮光、姚茫父、齐白石、邹寿祺、徐贯恂、俞剑华、吴昌硕、张小楼、萧谦中、黄蔼农、许徵白、项乃登、谢复园、袁寒云、郑午昌、邓尔雅都曾为之执笔。此刊销路甚广，远及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15年春，王季欢又创设王家印刷厂，由社同仁、长兴人钱一飞主持，10月16日举行社同人书画展览会，展出包括书画名家齐璜、黄宾虹在内的数十人作品，获得社会人士的赞誉。16年5月8日，王家印刷厂因印刷“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传单，被人告发而遭宪警包围，钱一飞被捕后牺牲，季欢易服出逃。王家印刷长因此被洗劫一空，其在沪藏书、文物损失甚多。季欢先避居日本。于日期间，广泛游学。回国后，移居杭州西湖钱王祠畔柳浪闻莺附近，吟诗作画，饮酒消愁，蛰居不问世事。
民国19年1月，季欢夫人温匋因难产不幸故去。1933年，居杭州的王季欢续弦影星王汉伦，结果以离婚闹剧轰动省城而结束。
多年遭受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打击，使季欢情绪极度沮丧。偶尔夜半乘舟游湖，穿袈裟，履芒鞋，在荷花丛中酗酒狂吟，以泄愁闷，时人以“狂士”视之。1935年秋，王季欢全家迁到杭州竹竿巷的一所旧宅，时季欢已病肺恹恹。次年四月初，淫雨连绵，又遭台风侵袭，所住房屋因年久失修，后进小屋突然倒塌，奶妈所照料的两个孩子不幸罹难。修再遭丧子之痛，病情恶化，于1936年5月24日下午1时30分病逝杭城，终年38岁。著名词学家夏承焘代浙图编纂主任张慕骞撰送挽联云：“万卷杀青迟，刘略班书，望有佳儿续薪火；一旬抛泪别，国忧家难，永怀病榻话悲辛！”
王修契友、著名书画家唐云在《王季欢传》中曾说：“季欢为人，颇有魏晋人之风度，饮醇酒，熟读《老》《庄》《周易》。喜玄谈，类《世说新语》中人。每有孔融怪论，是一个蔑视世俗礼教，跅驰不羁之士，在日常生活上，与普通人不同。”“其人虽畸于行，放于酒，但手不释卷，积数十年之功，胸罗万卷，渊博如海，莫测涯埃。兹举数端，以明其学。”
季欢病重期间，一再嘱咐子女对于生平所珍在的藏书、古玩及名画，好生保管。关于藏书部分，内有一部朝鲜文木刻版精装书卷约十余箱，乃是其居北京时结识朝鲜友人得赠，为朝鲜历史的重要文献，他珍视如掌珠，特嘱其子女送交浙江图书馆保存。其余古玩文物在民国26年“八•一三”事变后，其子女避难还乡时全部带回长兴老家，惜县城沦陷后遭战火损毁。1952年4月，季欢之子王新将父亲寄存浙江图书馆的书籍悉数捐赠。
王羽仪和《北京风俗图》
1983年版《长兴县志》，扉页上有彩幅卷《锦鸡图》。该图造型生动，设色古雅，锦鸡暗阖长兴县城雉城的传说。题诗有“雉镇二千五百年，江山无改岁时迁”。其作者为寓京的长兴籍书画家王羽仪。
王羽仪，大西街王家第十五代王毓辰之孙，王承吉之子。清光绪28年（公元1902年）生于雉城。家里曾藏有先祖留下的《长兴熊侯祠碑记》手卷。王羽仪童年在长兴箬溪小学读书，毕业后就读于杭州，后转入北京第二中学。1925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去美国普渡大学继续攻读机械工程，获得硕士学位。1929年回国，一直在铁路上做工程师。解放时，是新中国留用的唯一铁道局长—天津铁道局长。
王羽仪自幼爱好国画，曾从王蒙白学习写意花鸟，兼习写意山水、人物。早年常和马叙伦、陈汉第、汤定之、胡佩衡、汪慎生、寿石工等名家交往。他的国画小品和著名画家吴待秋、陈师曾等人的同类作品，曾由北京荣宝斋木版水印出版。1933年鲁迅和郑振铎合作出版《北平笺谱》，也收有王羽仪的作品。
1937年王羽仪曾游历长江三峡及西南各地，始作山水画，偶以写意笔法作风俗画。代表作为《旧京风俗百图》。
王羽仪所画之《旧京风俗百图》，共有一0三幅，是受作家端木蕻良的鼓励而成。端木蕻良给配了诗。1984年10月，经时为花城出版社负责人、作家苏晨的介绍而在香港出版了精装诗画集。
《旧京风俗百图》是按一年的时序形象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北京民间的生活风俗。这套画，画的全是当时的下层百姓生活，卖年画、拣煤核、拉阳片、换取灯、剃头的，等等，充满生活气息，也饱含了王先生的情感，技法也佳。
早年在京时，王羽仪曾画过几幅旧京风俗图。他与端木蕻良是有几十年交情的老友，两人都热爱北京。一天王羽仪过访端木蕻良，两人谈起著名画家陈师曾的《北京风俗图》，彼此都认为北京风俗可以入画的何止陈的30余幅。端木蕻良遂建议王羽仪创作《北京风俗百图》系列。受此鼓励，王羽仪便兴致勃勃地画将起来，画成时他已八十高龄。他要求由端木给画配上诗句，也是受陈师曾的影响。此前陈师曾所画《北京风俗图》便是先后由姚茫父、叶恭绰等作词写跋语，又有郑昶、马公愚、何宾笙、陈止、程康等人题诗作跋。
一般人怀念北京，大都以北京民俗中之民间低下层人之生活形态为写文做画对象，王羽仪也如此。对着悲苦生活中的老百姓，艰苦的、纯朴的、辛劳的、忍耐的、善良的，他用画笔状写出他们的形态。由形态中，你可以回忆、想象他们的举动、服务、叫卖声，以及他们心中的无奈。
端木蕻良的题诗属书法斗方。绘画和书法相配，生机盎然，别有韵味。举两个例子。
如第3幅《送财神爷》，画面是：除夕之夜，一个穷孩子，正在小跑着给人家送“财神爷”。端木蕻良的题诗是：
鞭炮声中大雪沉，
财神祃子跑断魂。
字家愿受双足苦，
偏把财神送与人。
《解说》是：“除夕辞岁，送旧迎新，为了迎合人们新年发财的心理，除夕晚上在街道和胡同间出现许多送财神的，他们不少是十几岁的穷孩子，迎着风雪，挨店挨户，一面扣门一面高叫：‘送财神来了！’‘财神爷’一称‘财神祃子’，是一张粗糙木刻的财神爷像，上端印有‘增福财神’四字，不规则地涂上一些颜色，倒也古色古香。大家都希望发财，财神爷既亲自嘉临，自无闭门不纳之理，于是随迎接者高兴，随便给几枚铜元为酬……”可怜的孩子！——但作为笔下的艺术，又是极美的。
第86图《驼铃》，画面是：高大的北京城墙边，瑟瑟寒风中，一位年轻的小伙儿，正牵着一头运煤的骆驼前行，端木蕻良行书题诗：
瑟瑟西风响驼铃，
门头沟外石灰营。
红墙碧瓦千年事，
自古灌浆黏作成。
再加上这样的《解说》：“从前，在高大的北京城墙边，常常可以看到一队队骆驼，驼背上高高的捆着许多麻包、草袋，不慌不忙地一步步前行。挂在脖子上的驼铃，随着前进的步伐，发出丁丁当当的声音，为古老的北京城增添一种特殊的情调……”情味没的说！
多年前，王羽仪驾鹤西去。鉴于资料匮乏，关于他与长兴的联系，笔者不甚了了。2010年5月，笔者采访清末长兴籍书画家张度玄孙张逊南、张宝子时，了解到两位老人的奶奶王定，与王羽仪的爷爷王承吉，乃亲姐弟。他们说，“王羽仪对我们长兴是有贡献的，他在天津铁路局工作时，现在的长兴火车站，当初就是他‘扳’过来的，本来有关方面是安排在安徽宣城的。”地方文史有记，曾任长兴县地方志办主任的谢文柏，曾赴京拜望过他，也得其作品馈赠。1989年10月，寓居京华的王羽仪先生将国家落实政策时发还给他的张度精品四件（16页晚年书法真迹，20多米长的画卷《溪山无尽图》及扇面等），装在特制的圆筒盒内，让其在《经济日报》当记者的小儿子王凯，带到长兴，赠县委、县府，现收藏在长兴县档案馆。
雨露繁多 艺燕翩跹
是风土的滋育，还是血液里基因诞的秘密？反正在传统的诗书传家的庭训之下，王家子弟中的丹青好手，代有人出。大西街王家这棵大树，雨露繁多，枝密叶茂，飞进飞出的艺术之燕雀，风姿翩跹。
王继廉，王继贤弟，为天启壬戌（1622年）进士。王继贤生有三子，次子王道明，明贡生，考授鸿胪寺丞。史各部车前参赞，兵部职方司员外。诰授奉直大夫。曾为史可法幕僚。
王继廉的长孙王祚熙这一支往下传了四代，有一支传到了王树枝。王树枝虽娶妻，但无后，就过继了同曾祖的从兄弟王德元的长子王书勋为后。王德元次子王书瑞（1808—1877），因参与“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之平反工作而尤显。王书瑞字云史，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曾任御史，分赴各地督察。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刑部任掌印给事中。王书瑞工书、画。卒年七十。《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有录，但流传作品较少。王书瑞长子王世芬（1832—1889），字诵之，一作补之，号桂青，咸丰十一年（1861）拔贡。工书。善画梅，得金陵明之神韵。卒年五十岁。
到了晚清的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大西街王家的书画艺术出现一个鼎盛期，其代表人物是王毓辰。王毓辰、王毓奎父亲乃书画家王沅。
王毓辰，字伴青，号振轩。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举人，官景山官学教习。归里后，主讲箬溪。王毓辰工书、画、金石，花卉、人物靡不精妙。最长山水，以倪瓒、王蒙、查士标诸大家为宗。《两浙輶轩录》、《长兴诗存》、《潜厂诗话》、《顾仪堂稿》、《清画家诗史》等著述对其有提及、记述。王毓辰的墨宝，现苏州留园五峰仙馆有留存。五峰仙馆大厅的西北角，有一块全国罕见的圆形大理石落地插屏，直径140 厘米。石面上有题字：“此石产于滇南苍山，天然水墨图画，康节先生有句云：‘雨后静观山意思，风前闲看月精神’。此景仿佛得之。”
王毓奎，王毓辰弟，字少竹，号聚轩。工书、画，山水磊落，颇有奇致。子王承湛，字祥生，号露萧，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举人。画工山水，得其世父毓辰之传，藏书丰。王承湛子王季欢。
王毓辰王毓奎有居住吴兴的族弟王诘，也为有记载的书画家。王诘，字摩也，号心壶，一号鸥白，晚号井泉。工山水，用枯笔重墨。能书，著雪浪轩诗。
王毓辰一脉，瓜瓞绵绵，于绘事代有后传。王毓辰的长子王承吉（1882—1944），字蔼人，清宣统元年（1909），中选拔贡，在国子监学习后，至户部工作。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时，负责编辑长江水利沿革史，收集有关资料，其中有不少稀见的善本。后在敌侨管理收容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设）工作，获北洋政府奖章。民国16年，工作于北京博物馆。
王承吉自小受家父影响，爱好书画，尤其对书法用力甚勤，擅长行楷，颇负时誉。晚年收藏不少碑帖和名人书札三百余件，皆亲手编写目录，装裱成册。新中国成立初期，其子女将家藏名人书札全部捐献给国家，获得文化部社会事业局的奖状。这批书札不仅有艺术价值，还有史料价值，其中林则徐一通长函，叙述焚毁鸦片经过，可补正史之不足。
王承吉之弟王承田（1885—1955年），字砚农，号半耕，晚号髯翁，世居嘉寿堂。少时即爱好书法、绘画。民国初年赴沪求学，攻读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学国画、书法和雕刻，学成返里，受聘执教于箬溪小学，任美术、工艺、书法等课，从事教育工作十五、六年，后因患下肢风湿病家居。日常孜孜于考古、书画之钻研；加入吴昌硕先生等所创设的杭州西泠印社，与同人相互切磋。
王砚农一生致力于艺术创作实践和考古研究，历五十载。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他应兄王承吉之约北上，先后去北平故宫、曲阜孔林、孔庙以及大同云岗石窟等地考查研究，历时数月，亲自拓印一批碑文、石刻，搜集各种资料，携下加以整理、考注、收藏。至抗日战争前，经已校注、编辑、整理的，有古代碑帖善本珍品，明清两代金石书画家的字画、印册、书札等甚多。
王砚农工书画，精印刻。所画竹石，运笔流畅，神韵逼真，风格隽逸。每有求者，不吝赠与。书法字体，有甲骨、钟鼎、石鼓、篆文、汉隶等多种。擅长治印，铁笔竞秀，识者谓有秦汉遗风。治印不拘一格，善自创新，有独特之风趣。使绘画、题文、用印融为一体。
已故长兴原箬溪书画社社长严济勲在1987年所写之《忆王砚农先生两事》一文中透露：在当年箬溪书画社成立的40年前，长兴县诸同好还成立过一个“箬苏书画社”，并于1947年在长兴县社会服务处，举行了一次书画展，而“箬苏书画社”的负责人就是王砚农。“当时由王砚农、许蕴石（生平不详）两位前辈发起，组织了一个书画社，设在雉城东鱼巷长兴县商会内。其时适逢旅居在外的朱景庐先生返里，由他题名‘箬苏书画社’。公推王砚农先生为社长。并借用长兴县商会的一间楼房，作为‘箬苏书画社’的装裱部，公推许蕴石先生为装裱部经理。由社员投资，购置设备。参加者有王砚农、许蕴石、樊镜波、卢霖舒、孙默岑、叶小舫、殷鹤舫、严济勲等人。有时相聚在一起，探讨书画，得益非浅。”现在长兴档案馆内有旧时的《长兴公报》，报头即为王砚农所书。
如今长兴的王氏丹青，如果说有一抹晚霞般的余韵，那就是被称为“长兴县文化战线上的一位老兵”的王冰，及子、孙三代。数年前，曾举办“翰墨传承——王冰、王一、王赟祖孙三代书法展”。另一王氏画家王竹先，为长兴箬溪书画社社员，拜师诸乐三，以画竹知名浙北。
2010年10月，现在山西的王毓辰长子王承吉的孙子王欣，借参观上海世博会之际，带着父亲王陆临终嘱托，通过上海供销系统的同行、辗转湖州粮贸同行，与笔者一同前往长兴寻根。经过帮助，王欣得与张逊南（王定之孙女）、朱声怡（王砚农外孙女）等相会。并同去长兴雉城城北冠子山，找到了王毓辰等先人之墓。献花叩拜，感恩祖灵，长叹唏嘘。
回溯历史。王瑄于明永乐乙未年（1415）中进士，成为大西街王家的第一个进士。王瑄次子王俣明成化丙戌（1466年）也中进士。今天的王氏后人认为，“如果说王彦诚是大西街王家的开山者的话，那么王瑄就是大西街王家的奠基者。通过王瑄的努力，王家不仅由一个安徽移民家庭跻身于长兴的乡绅之列，而且他身上的勤奋苦读，清正廉洁，为民谋利的精神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成为大西街王家世代相传的人文传统，而这正是大西街王家历代人才辈出，清正传家，历经数百年而不衰的原因。”
如果说晚清咸丰同治期间，太平军与清军在浙江北部长达四年的战火使大西王氏的锦寿堂灰飞烟灭而式微，那么日寇入侵中国，直接导致了整个长兴大西街王家走向湮没。自明朝开国以来，王家在长兴城内经营了六百多年的诸多家业，包括嘉寿堂，仁寿堂，世寿堂，小雅堂等悉数被付之一炬。解放后，大西街王家在浙北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近半个世纪以来，王氏家族的艺术成绩一直未得“总结”，地方上言说的王家，也只说是一个“望族”、“大家族”，而非丹青世家。
在乡邦文化整理中，笔者曾首次概念性提炼出“长兴明清以来王姓丹青世家”，并于地方媒体绍介、播扬。想来，研究、评说一个艺术世家与地域间的文化联系和交相呼应，应是可以深挖并十分有意义的：浙北的地域文化“塑造”着他们，他们也因自己的艺术活动、书画创作“丰厚”着地域文化；他们的艺术成绩，是其家族世代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实则“同时”为着民族文化“填砖加瓦”。丹青世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不可重复”，是类似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因为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能“培养”，可谓“天才的事业”，有着太多的禀赋、环境、教育、人生际遇等因素，多重机缘的熔合锻造；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艺术家又可以“培养”的。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蒙养、滋育着那些耕读相传之家庭、家族，共同的血脉基因与庭训教化，能使其产生一个特别场域，构筑牢固的文化“产床”、“摇篮”，使一代丹青好手的命运格局，会依次递进，绵延不绝。
2015年3月11日《山西日报》发《粮库与车间》
原稿————
粮库与车间
徐惠林
那日去蠡塘街上喝喜酒的空挡，我带着孩子一起到附近的一个粮库去玩。
此前的无数次来到蠡塘——这个因范蠡携西施归隐传说而得名的浙北诗意之地，我只站在过往的桥上，打量西欧古城堡一般的粮库。有时甚至从它身边的田野小径上经过，我也只外围打量，不愿轻率进去，我的心理还没有准备好。作为集体经济时代与无数农人相干、与国家战略民生相系的这些“堡垒”，纠葛着我太多少年时代的心结。年年稻谷收割、晾干后，我都要随父母推车来售粮。多年前，我在一篇《少年时代的梦想》的文字里写过，做一个粮库验谷员是乡村电影放映员之外我少年时代的又一人生梦想，而且，也许直到今天，虽这些想念已因现实的改变而瓷碎，但它并不意味着荒唐。我想自己一生有时都如那位刚刚离世的艺术家木心一样，践行自己年少时的梦想而不改变，只不过它们看起来更含蓄而隐秘。
现在，我终于做好了心理准备，坦然带着我的孩子，像游览故迹一般游览这一座又一座墙面刷白、穹顶高耸的连绵建筑——粮库。曾经场谷上的喧闹声，拉谷而进的吱吱呀呀车辙声，谷场上翻晒稻谷的木板声，过磅的议价和吵嘴声……有一刻如旧磁带依依呀呀倒放，从远处空中旋转而来，充斥着整个粮库宽阔的场地、谷仓，但很快，盘桓一阵后，它们带着施放安抚后意味深长的一笑，与我拜拜而匿去。我的孩子当然听不到我幻觉般感受到的心灵回响，他只听到粮库边几棵矮树上叽喳的鸟叫声，清脆，悠扬，充满朝霞的光感和质地，一如他此刻的年华。然后是他看到一小片拉网沿土斗埂而圈出的小禁区，里面种植着一些农家蔬菜，还养着几只咯咯而叫的小鸡。
然后，他和我一样，看到了连绵谷仓而成的一个乡镇工业的生产车间——里面有模范、泥坯，翻出的各种器材的模型，还有一条长龙，头尾和中间有开阖的火门。随着工人将黑煤一锹锹奋力填入，里面通红通红的火，在疯狂喷吐，燃烧，那架势如一手持利器而酒气熏天的狂徒在街面人群中奔跑，骇人不由连连退却。
我告诉孩子，这是利用废粮库谷仓，兴起的一家耐火厂，这“零件”在上千度的高温出炉后，将被运往上海宝山钢铁厂等地。它们贴在炼钢炉的周围，呵护着机器。它们是“替身”，是“防护服”。孩子很是好奇和惊叹，这是自他上次虹星桥镇里看古法酿酒后，我带他看的另一工业（工艺）生产流程。
孩子是不知我心里感受的：昔日苏式农业根基的粮库，转变成一工业生产车间，意味着什么？工农的转换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倒退？曾经精耕细作的江南水乡，已为工业铁钳紧扣，哪怕蠡塘这样一个诗意和田园的角落也渗透、不放过，追求着什么？工业浓烟、污水、废弃残料……它们毫不客气地注入当年西施浣纱的清澈蠡塘之中，鱼虾水族之命被戕害，代价是什么？整个江南——中国的微笑、美的诗篇，以及经典的非遗——农耕模式，就这么一夜之间被毁弃，将来追悔着什么？
而眼下，我无权责难，这些最基层的的蚁民，为了生计才办厂“搞工业”。他们也想有饭吃，也想发财。在时下他们被誉为“创业”。他们对粮库“废物利用”，本应在我笔下得到褒奖、宣扬。
我只能还是喜气洋洋，跟孩子一起“少年乐”，笑谈、笑看着这小街的变迁。然后，我们狂奔——喝喜酒的炮声响起了。
1、散文《世相新录》（2则，金春）
2、散文《潜山赏梅》（林丛中）
3、散文《一天》（管艳）
4、散文《陪岳母回双林》（圣昌）
5、散文《回锅肉》（李全）
6、刊头画《葫芦》（李苏卿）
同日，“苕溪人文”刊出，文章有：
1、“跟着古人游湖州”栏目：《范成大的湖州六日游》（刘正武）
2、“苕上钩沉”栏目：《“密韵楼”家藏抵押之因》（江南布衣）
3、“篱边拾聊”栏目：《书碑浅识》（忍冬）
安思远（1929—2014），纽约知名古董商兼收藏家，原苏富比教育学院中国区首席代表、资深艺术品市场顾问，有“中国古董教父”之称。他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豪宅极尽奢华，作为收藏大佬，他的家虽然巨大，但依旧满满当当摆满了画、佛像、雕塑等数不过来的艺术品，其中当然以中国艺术品为主。
能够巧妙的在家里融合不同文化的产物，不但是因为安思远眼光独到，亦源于他放在摆设方式上的心思。譬如他知道大部分访客会从前厅进入书房，和坐御案前，背对俯瞰第五大道窗户的他会面，就会特别安排让访客首先窥见一对扶手椅的背面，因而特别注意到后椅脚的独特美态。
总是，安思远的家实在太华美了。再次来到美丽的维也纳参加这次很有意义的论坛，使我不禁想到200年前，1814年9月开始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意义非凡的会议，即历史上有名的 “维也纳会议”。众所周知，对这次会议，历史学家们的评价不一，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即这次会议一方面是当时的几个世界强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 士)对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土地和海上霸权进行瓜分和确认，另一方面，是对主要由法国发出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进行压制，进一步巩固各国封建保守主义。 虽然此后欧洲获得了几十年少有的和平稳定，但是同时也酝酿着未来的更大风暴。
那段历史，连同叱咤风云于一时的历史人物，如梅特涅、亚历山大一世、哈登堡等等，都已经烟消云散。时隔200年，我们这些学者聚集维也纳，却是 为着和那次维也纳会议截然不同的目的进行交流。我们没有豪华的晚宴和舞会，也不是为着某一国的利益而来勾心斗角、讨价还价，而是来共同回顾历史、展望未 来，为的是中-欧人民共同厘清我们和整个地球所面临的危机，探讨永久和平的道路。相隔两个世纪，维也纳的两个聚会显示着历史的无情和时代流转之迅速，实在 令人感慨。
中-欧文化交流的过去和未来，是一个值得各个方面学者深入研究的课题。一是因为这一历史叙事具有巨大的世界意义，二是它将是中-欧人民开辟未来 的最好借鉴。在“过去”和“未来”中就包含着我们所为之付出无数精力的“现在”。中国有着几千年“以史为鉴”的传统；根据怀特海、科布和格里芬，过去实践 的因果影响就存在于当下之中，我们应该面向事件的整个过程，以动态和发展的思维研究和规划现在和未来。简言之，我们既然把历史看成是一个过程，那么就不能 够割断它，俗语所说的“知道了过去，就了解了现在，也就能预测未来”，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过程哲学还告诉我们，事件在纵向地发生、发展、终结的同时， 也在横向地共生、扩展。因此我们的终极目的并不是为了哪个单一国家或人群，而是为了整个地球、为了人类全体，是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而且，我们研究中-欧 文化交流的过去和未来，并不是要逃避现在，恰恰相反，首要的是回答当下所提出的种种难题。因为，如果人类没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单从中国的 角度讲，正如尼尔·弗格森所说，“了解西方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曾经、当下和未来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提供启示。”
2014年9月，我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汉学大会”上，发表了题为《200年河东，200年河西，未来康庄》的发言。这个题目是借用中国俗语 “30年河东，30年河西”翻改的，意思是“主体”的本性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即“主体”还是那个主体，但30年前从“我”的西边流淌的小河，30年后却 出现在“我”的东边了：客体在迁移、变化。400年来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是如此：200年一流转。
我把近代中-欧间的文化交流分为三个阶段：前现代200年、现代200年和从当下以至无限的未来。当下只是未来的开端。
前现代阶段，中-欧之间基本属于隔绝状态，只有从欧洲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和旅行家在牵线搭桥。这些人数不多的先行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自然是有限 的，但是在他们心中却没有预设、没有先入为主之见。他们就像见到了一位从未谋面的和善的人，好奇、喜悦和欣赏是他们的共同反应；由他们带回欧洲的文献、资 料和信息，也引起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的兴趣，例如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他们写下了不少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伦理文化的赞美之辞。
此后，小河流淌的线路变了，生活在河东岸的中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河西岸的小村。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必然和非常规事件，即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了。 欧洲迅速崛起，原料、市场和利润促成了遍及四大洲的殖民运动；力量的强盛培育了文化中心主义、盲目的优越感和狂傲之心，欧洲兴起之路被错认为是具有普世性 的规律。整个地球，在“中心”之外的所有地方、一旦进入殖民主义视野，就不可避免地被视为野蛮、蒙昧、落后之地。中国当然也不会成为例外。
在这个阶段的200年中，中-西(已经不限于中-欧)的交往相对频繁起来了。在欧洲文化优越论占据上风的时代，中国文化怎么可能得到接近公正的 评价呢？例如黑格尔就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在他看来，在孔子那里， “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孔子给予人们的，不过是任何地方都找得到的道德 常识，而且可能还没有别处的道德教诲好。
显然，黑格尔是用欧洲通过文艺复兴形成的“理性”思维作为标准来认识和衡量中国的。我们不要去苛责黑格尔的治学路径和方法，例如他没有接触过 《周易》等儒家经典和后代哲人所做的诠释，更不了解诸子之学及其繁荣、争鸣的情况，因此他得出和莱布尼茨截然不同的结论是正常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极 高的学术声望和著作(例如《法哲学原理》)的广泛传播，增强了已经普遍存在的欧洲中心论观念的生命力，乃至即使在揭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声音日益响亮的今 天，要人们形成各种文化应该平等的观念，接受与西方文化相异的中国文化，依然相当困难。我们不妨把黑格尔的出现算作第二个200年的开端。
经过20世纪残酷现实的洗礼，借助先进的交通和信息传输技术，人们开始质疑自己已经习惯了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思维的范式，继而要解构之。这一日渐 加强的思潮所提出的问题，用尼尔·弗格森的话说就是：“当代的西方世界究竟怎么了？”其实，应该不分中国和欧洲、西方和东方，我们都应该问：“现在的世界 究竟怎么了？”这是因为，西方近300年的传统，概而言之，“现代”、“现代化”和“现代性”、“现代主义”，自由、平等、博爱，其不完美的一面日益成为 造成人们不愿见到的情景和破坏人类和平、幸福的根源。自上个世纪末到现在，追求“现代化”已经成为前殖民地人民的普遍愿望，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更加速了现 代性对各个民族、地区和国家原有文化传统的冲击。换句话说，整个地球都在承受着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伦理丧失、冲突不断、“市民社会”异化 解体等等灾难的折磨。自然，中国也在其中，现在也正在探索摆脱这一困境的方法和路径。
在这种忧心忡忡的情势中，全世界思想界发出了两股相互呼应、先后叠加的声音。一个声音是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应该平等、互敬、对话， 这将有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各个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一个声音是应该在“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建设性，甚至出现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设想，其 中心意思则是构建人类共同伦理。
在构建人类共同伦理的声浪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话语：“孔子学说的中心并非是独裁的家长制，而是真正的人道观念。”“(孔子的)这种伦理观念将 个人的道德与国家的兴亡密切地联系起来。”“(孔子主张)人类应致力于取得与他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和谐，同时对待他人应遵守外在的行为规范‘礼’并表现内在 的‘仁’。”“在21世纪，中国的智慧将成为共同的人类伦理的一种特别的动力源泉。”(汉斯·昆 Hans Kung：《世界宗教寻踪》)
我把汉斯·昆以及其他许多学者类似的论说看成是自莱布尼茨之后400年中-欧文化交流进入新阶段的表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说了中国文化定型人物 孔子的好话，而是因为他们着眼于世界各个伟大的宗教与信仰，从中寻找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以期推进构建人类共同伦理，由此出发，重新审视以前没有看清楚或者 误解的东西。这的确是值得称赞的。实际上，大概中国人，包括中国学者，意识到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具有为世界作出贡献潜力的人也并不多，他们的话无疑对中国人 也具有唤醒的价值；何况在他的和西方其他一些学者的论著中并不乏对中国文化的批评。
我把刚刚起步的这一潮流视为中-欧文化交流的第三阶段，是双方命运相连，相互深入认识、欣赏和学习的阶段，是携手共同解决人类和地球危机的阶 段。这个阶段会持续多少年？也是200年？200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在这之后人类又将如何？我期望的是，这种出于人类本性的、符合孔子、佛陀和基督教诲 的友善关系能够永续下去。
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人类文化多样化语境下的未来负有特别的责任。200多年来，世界的强势文化，其根基或者说其核心，是发源于欧洲的希伯来 -希腊·罗马-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这其中也包括了经历了马丁·路德，特别是加尔文宗教改革后形成，至今盛行于北美的基督新教文化。欧洲文化，在人类看到 智慧的曙光，亦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之后，曾经为确立人类理性的地位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 国，几千年来积累的东方智慧至今还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后现代主义和现实生活已经相当充分地揭示了现代主义的弊病，反顾中国，虽然还没有完全实 现现代化，但是也遇到了与欧洲同样的危机，而且已经显露无遗。换言之，欧洲与中国发展水平不同，面临的挑战或威胁表现形态有异，但是二者的危机却是同质 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紧紧地联起手来一起应对这一危机，挽救地球，挽救人类。
中国大规模地接触外部世界，先后有过两次。一次是从古印度迎来原始佛教，在经过几百年的磨合之后，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中国文化因此而丰富、提 高、发达，国力迅速增强。一次是一个多世纪之前与欧洲的全面接触，随后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至今这一过程并没有结束，只是有了新的内涵。在我看来， 这个新的内涵应该是在后现代思潮之后，接续上个世纪80年代欧洲学者提出的探索人类共同伦理的议题。
人类共同伦理是当今世界人心之所急需，而人心是一切危机的主要根源。探讨这一课题，必然要不同的宗教和信仰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对 话，要一起深入到各自的和对方的元典以及初始教义中，我们将在那里找到并重温先圣先哲的教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彼此尊重，认真地而不是轻率地学习对方， 期望对方的信仰同样得到提升。在这基础上大家一起寻找彼此的共同的伦理追求。这样，一定会对仍在膨胀的对利润、地位和过分舒适的生活的贪欲有所制约。我认 为，无论是一神信仰、多神信仰，还是巫觋信仰，也无论是启示性宗教、神秘性宗教还是哲人宗教，都可以为人类共同伦理贡献自己的智慧。
20年前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发表了《世界伦理宣言》，后来联合国发布了《通向未来之路》的号召，因此我们不是从零开始。我相信，如 果在中-欧学者中再次出现为构建人类共同伦理呐喊呼吁的热潮，一定会引起社会更多人的注意。那么，我就期望，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仅限于学理研究， 也应该“超越对话”，有所行动。一种理论，只有当它成为广大民众共同的心声时，才是有力的。
让我们共同努力！
(此文系作者在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稿)
1、散文： 《品春》（兰采勇）
2、散文《看花莫干山》（王征宇）
3、散文《湖州人吃’呛弯簪；有点任性》（曹国民）
4、散文《妙峰山西陆羽墓》（圣昌）
5、散文《踏春去》（杨青）
6、散文《讨彩头》（汪群）
7、散文《中师三年》（费翠虹）
6、刊头画《古镇漫步》（黑白木刻，任昱）
1、杂谈：
2、散文《三哥》（卢炳根）
3、随笔《男人与回家》（关海山）
4、散文《写字楼里的TA们》（淡淡蓝）
5、散文《春笋的故事》（许金芳）
6、散文《误入‘桃花源’》（章启茂）
7、散文《清明的天空》（陈利生）
6、刊头画《人家两岸柳荫边》（水墨，叶青）
1、“热点聚焦”栏目：
2、“悦读视点”栏目：《法国书中国大热 中国书法国遇冷》（胡小跃）
3、“悦读者言”栏目：《纸质悦读最有味》（晓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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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期“苕溪悦读”版4月3日见报，刊发的作品有：
1、“文化杂谈”栏目：《“故鄣”何以成“故障”》（酱香老范）
2、“跟着古人游湖州”栏目：《明代名士的湖州十六日游》（刘正武）》
3、“苕上钩沉”栏目：《费在山与名人信札》（陈渭）
2014年4月，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残疾人就业保障研究》（黎健保），引述了稿子《福利企业为谁造“福”？》（刊发2000年7月31日《工人日报》第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