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外一篇）
沈泽宜
1937年初冬，日寇铁蹄开始践踏湖州。兵临城下，情况万分危急，湖州人开始倾城逃亡了。日机低飞盘旋，巨大的爆炸声不断传来。入夜，火光四起，城市在燃烧。我家加入了逃亡的人流。那是初冬的一个下午，那天我穿着一件缎面撒花的丝绸绵袍（三年后上学时还将就着穿了一年）站在门前小街临河的冷板凳（湖州方言，一种临河长廊下竹制或木制的长排靠椅）上。祖母坐在我身边，用手护着我。小河中近岸处停着一条木船，一样样东西正在往船上搬。情况危急，慌乱中许多必要的生活用品都来不及拿。这条船不大，是原先“沈祥茂”用来运货的小木船，现在成了全家的救命船。一家五口（那时外婆和她领养的孙女银针姐还没有到我家来）就挤在这条船上随水漂流，躲避灾难。
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父亲也一样。十一二岁成为孤儿后，父亲提前当家，除操持字号业务外，对日常家居有用的事物样样有兴致，而且务必学好，做精。湖州是水乡，学会摇船就是其中之一，本来是学着玩的，有备无患，自己不用亲自操作，不料这次逃难正好用上。湖州原是水乡泽国，河道纵横，芦苇遍地，一条小船极易逃出日寇的视野。父亲的伟大在这样国难当头的时候最为突出，全凭他出色的摇船技巧和智慧的判断，我们一家才能多次脱离危难，化险为夷。就这样，一家五口，祖母、父母亲，我和金囡姐，挤在一条比舢板略大的小篷船上在水上漂泊了一两个月。长大后回头看这条小船，真不明白怎么会容得下三个大人和两个小孩子的，并且做饭、用餐、睡觉都在船上！
水上漂泊时，每当夜晚来临我就蜷缩在祖母怀中，隔着舱底板听水声汩汩，如同听一首天然的催眠曲，渐渐进入梦乡。而就在此时，我的父亲还在费力地摇着这条小船，在星光月光下辨别方向，以便选择一处可以平安过夜的河浜。
水上漂泊常常会一夕数惊，一会儿说东洋兵（湖州人对日寇的称呼）快过来了，一会儿说我们的小船昨晚离开不久，村子就遭到了强盗的洗劫，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流亡期间难民的苦难是双重的，既会遭到日寇的蹂躏，又会遇到盗贼的抢劫。城里人家纷纷逃离到水乡、山村，盗贼趁机作乱，大发国难财，一两枝枪，三五枝长矛，七八个人就会啸聚在一起打家劫舍，拦路邀截。父亲通常在白天把船摇到一个小村，一方面探听消息，一方面添点儿油盐食物，晚上就摇离村子，躲进湖岸边的芦苇丛。苍天有眼，我们家居然没一次遇到过日寇或者强盗。
也有上岸暂住的时候，我们家就曾租住过靠近山区的沈村、鸭港头一带的一间小屋。每逢晴朗的冬日，父亲就和金囡姐上山去扒松针，我也寸步不离地跟着去。那时湖州的山丘遍地松竹，松针到了冬季就自动脱落，草地上积了厚厚一层金褐色的松针。扒一个下午，一两捆用稻草捆住的松针就扒好了。父亲和金囡姐一头高一头低地往家中抬。山坡上空气清新，阳光跳荡，松针柔软，是我打滚的好地方。我躺在上面看蓝天如洗，白云游荡，父亲和金囡姐就在近旁劳作，心里充满了温暖和快乐……这情景现在回想起来恍若梦境，却真实地存在过，比长大后的任何一次郊游更美好，更值得我怀恋。苦难岁月里的这些温暖的片断，如同上苍的恩赐，如同一支天然的摇篮曲。
扒来的松针除了当柴烧还有积余，在屋旁的一间披屋里堆了半间屋子。后来更换避难处，这半屋松针就留给房主人了。
在沈村初步定居下来以后，那时正值冬季，父母亲发觉过冬的衣被因为船小和逃难时的慌张，大半留在了城南的家，于是父亲打算冒一次险，把一些最必需的东西再取点到乡下来。他真的那样做了。摇船去南门的那天，一家人都提心吊胆地等他归来。太阳快落山了，在我们焦急的等候中父亲回来了，他居然取回了不少东西。父亲回来之后，给我们讲述了他通过封锁线时的情况。原来在过水上关卡的时候父亲那条船已经被日本兵发现，命令他立即靠岸。一个日本兵走下船来查看，父亲的心情随之紧张。出乎意料的是日本兵翻了一通之后，竟然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的，走！”他又伸出手来指指父亲又指指他自己，然后翘起两只大姆指说：“你的，我的，好。”接着摇摇手说，“不要打仗！”父亲对我们说，东洋兵有不少恐怕是被当官的逼到中国来的，不见得真想来欺侮我们。父亲没有讲大道理，没有说什么军国主义等等，但我还是明白了日本人中也会有穷人、好人。
作为父亲唯一的儿子，他希望我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不跟我抽象地讲爱国大道理，而是教我唱歌。也是在沈村的时候，一天上午父亲坐在饭桌前抽烟。父亲用的是一种湖州民间土制的潮烟管。潮烟管其实就是半截小竹子，竹子的根部较粗，可以用来挖一个装烟丝的小孔。烟丝用的是纸包的土烟丝，分“金鹤”、“至鹤”两种，价钱都不贵。这时正碰上日本飞机出来扫射，刚巧在头顶飞过。父亲烟也不抽了，开始教我唱岳飞的《满江红》，教一句解释一句，让我跟着唱一句，一边教一边用潮烟管在桌子边上打拍子。“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是上半阕。当教唱到最后两句时，父亲要我好好长大，将来好好读书，不要白活一生一世，“空悲切”，空后悔。下半阕“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两句牵涉到历史，父亲用了相当长时间才把它讲解清楚。当唱到“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这句时，父亲说：“今天的东洋兵就是当年的金兵。今天唱这句词的意思，就是要把日本人打回东洋去！”接下去的歌词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父亲说岳飞的志向就是要在收复了祖国山河之后，痛痛快快地回京城朝拜皇帝，今天就是要收复被东洋人占去的国土，让中国的山河重见光明！
这是我一生中学会的第一首歌。父亲把这样一首高难度的歌教给一个四岁的儿子唱可能性急了点儿。但当时，那是父亲最想教我唱的歌。这首歌我几乎一学就会，而且音也唱得特别准，以致后来长大时无需任何纠正。父亲教我的这第一首完整的歌，我记住了一辈子。
当时我年纪还太小，只觉得父亲的歌声很好听，却不能像长大后那样对此作出评价。一直等到我念高中了才十分偶然地听到父亲唱了两句歌，只有两句，已让我整个儿震撼了。父亲的声音是一种非常柔和的男中音，深沉、宽阔，极富磁性而且音量饱满。那时我也已经算是一个经常登台独唱的青年歌手了，却觉得无法跟父亲媲美。父亲天性宽厚，觉得大声唱歌是一件招人眼目的事，平时只是轻轻地哼唱。我做了他几十年的儿子却只听他大声地唱过这一回，而且只有两句，是两句什么歌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父亲有时开心了，就会独坐廊下吹起口哨。他的口哨跟我听过的任何人的口哨都不同，一点儿也不轻佻，一点儿也不炫耀，特别的好听。他的口哨声好像不是从唇齿之间发出来的，又不像是从鼻子里发出的。我有好几次想弄清楚，到底还是弄不明白。童年、少年时听惯的那样的口哨声我已经永远听不到了！
在沈村发生过一次意外。一天傍晚时分，村里人奔走相告，说强盗当晚要来抢劫。这时外婆和表姐也已经逃出湖州城，辗转找到了我们一起居住。于是，家庭人口一下子增加到了七个，从此直到多年以后外婆去世、表姐出嫁。
我家租住的屋子是在村路北边，路南有一间闲置着的破旧小屋。父亲当晚在那儿安置了一张行军床（这张行军床一直保留到我上大学），带了我一起住在那里。屋边有一棵枝叶茂盛的樟树，父亲打算等会儿躲在树上看强盗的动静，一旦强盗加害我母亲或其他亲人，父亲就用手中的猎抢跟他们拼。此刻时间还早，强盗还没有到来，小屋中行军床跟前是一盏小小的油灯，父亲坐在床前的矮凳上小心翼翼地擦枪，一个个乌油油的零件就摆放在我眼前。看着看着我不知不觉睡着了。
大约半夜时分强盗果然来了。父亲躲在树上，把他们的行动看得一清二楚。据父亲后来回忆，强盗来时，先派了一两个人来打探，其中一人拿枪站在了路北我家的篱笆门前。片刻之后，来了十来个强盗，为首一人问站在门口的人里面有没有货。万万想不到的是那人竟说里面是空屋，没人住。强盗们也不停留，就直接向村中窜去。这一晚村中有好几家人家被劫，我家却毫发未伤。这位持枪的恩人究竟是谁，一家人想来想去都无法弄清，也无从打问。多半是因为沈家世代积德，而父亲又为人正直，体恤穷人，湖州城西的农村几乎无人不知道他。后来，每当我和父亲在乡间走动时，碰到乡亲，他们总是让出路来肃立在乡间小道边，恭恭敬敬地叫声“沈站长”或者“宝如先生”。父亲并不认识他们，但总是微笑着谦恭答礼。上天保佑好人，天心其实就是民心。
第二天，父亲在附近竹林里打到了一只鹁鸪，用竹笋炒了给我吃，味道鲜美异常，远胜过我一生中品尝过的任何美味佳肴。
日寇没有放过这个村子。一天晚上，村里的一群大人聚集我家，神色紧张，说是邻村已遭日军扫荡，这个村子很可能也要遭殃。父亲等人当即决定天一亮就进山里避难。这个村子不在大路边上，本来不容易发现，但讨论时有人说有汉奸带路，村子难逃一劫了。我第一次听说“汉奸”这个词，就问父亲什么叫汉奸。父亲说中国人替日本人出主意、带路、杀中国人的就叫汉奸。我记住了，心里满是鄙弃和愤恨。
第二天东洋兵果然来扫荡了。我们一家刚爬上半山坡，东洋兵就进村了。突然，爬在我前面的外婆脚下一滑，刺溜一下滑到了我的身边，我赶快用尽力气把外婆拉住，外婆急中生智抓住了一根竹子，才摇摇晃晃地站住了。这一细节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竹林稠密，山下刚进村的日本兵发现不了我们，我们透过竹林却能看到他们。只见一队东洋兵正从村口的一条小石桥上通过，领头的那个兵刺刀上挂着一面太阳旗，转眼冲进了村里。村里于是鸡飞狗叫乱成一片。村子小，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东洋兵手提肩扛满载而归。村里的房子总算没被烧掉。这个村子已经不安全了，父亲决定转移。他把我和祖母寄托在离城较近的双渡村一家亲戚家，他自己和母亲、外婆、表姐去到日寇尚未到达的更深一点的山区妙西乡，在靠河边的一块空地上摆了个小摊做起了小生意，来养活这一家七口。
双渡村里有我的一个姑妈，她是我祖母的干女儿，年龄要比我父亲大许多。她丈夫已去世多年，她有两个儿子，大的已娶了媳妇。翁家在双渡村也算是一家很不错的人家，三开间两进深的瓦屋，门前一条清澈的小河。西边靠河的拐角上有一丛竹林，后来它成了我的游戏天地。从这里再往西、往北就是大片大片的池塘和桑叶地。我后来知晓双渡是湖州最富裕的一个农村，出产的湖藕雪白脆嫩、丰腴甜美，质量是全国之冠，被称为“雪藕”。现在，各地的藕都已被叫做雪藕，正如所有的女孩都已被叫做美女一样，但我知道真正的雪藕就产在双渡。
在双渡村度过的大半年时光，是我童年充满童趣的一段乡村生活。大表哥性格憨厚，务农，平时沉默寡言。二表哥信道教，是一位在家务农的道士，他酷爱道教音乐，一管笛子吹得我百听不厌，村里有红白喜事常常请他去吹打。
屋子西边的那丛竹子真是乐趣无穷。翠竹青青，迎风摇曳。竹笋才刚刚破土，冒出一点点尖尖的笋尖，有的干脆还在地下埋着。我没有小刀，就用一片碎碗片当工具，挖出小小的竹笋，跟邻居家的孩子一起过家家。有一次我异想天开，用一根棉纱线拴住一粒米饭，沿驳岸放入河中。这本来是为了好玩，没有钓钩，不指望能钓上什么鱼虾来，没想到河虾笨上加笨，老大的公虾，一对耀武扬威的钳子，钳住了饭米粒死也不肯放手了，我轻轻松松地就提上岸来。其实它只要松一松钳子立马可以掉回到河中，可它就是不肯松，一捉一个正着。才一会儿我就钓了五六只。一连几天，直钓到这边的石驳岸再无虾可钓为止。
在双渡我也碰到过一两次生命危险，都是我自己惹出来的祸。父亲在妙西乡摆小摊，有时也跟母亲来双渡住一两天。父亲喜欢扳鱼，用的是丈二见方的鱼网。五月间发黄梅水的时节父亲在门前的河中扳到了两条一般大小的黄白鱼。黄白鱼银白的鱼身，火红的尾巴，煞是可爱。父亲舍不得吃，把它们放养在门口的一只水缸里供我观赏。两条鱼在碧绿的水草间来去穿梭，非常好看，但由于我自己的缘故差点儿惹出大祸。水缸放在一块石板上，缸沿比我低不了多少。一天，我为了看得更清楚些，踏上石板，身子扑在缸沿上往下看，还伸手想捉住一条鱼，不料一不当心掉进了水缸。我的头闷在水里，窒息难忍，又喊不出声来，两条小腿只好在空中乱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我二表哥正好从家里出来，一见之后大吃一惊，连忙把水淋淋的我从水缸里抱出，这才救了我一命。
另一次，我在一方鱼塘的放水沟里捉小鱼玩，脚下一滑，整个身子浸没在鱼塘中。真是菩萨保佑，刚巧有一位农民叔叔从鱼塘边走过，见此情景，赶紧跳下沟来，一把揪住我的头发拖回到岸边，救了我的一条小命。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五周岁时的事。
在双渡，我也多多少少看到了农民的辛苦。他们除了一般的农事之外，另有两件定期要做的事：一是割湖草，一是捻河泥。两桩事都得动用船只。割湖草使用的工具是一把长长的弯刀，安装在一根长竹竿之上，便于探入湖底或河底割湖草。湖（河）草宽一公分左右，长约一尺多，碧绿碧绿的，柔软、光滑。湖草是用来喂草鱼的，是很好的天然饲料。后来河中的割得差不多了，就到太湖里去割，一条船摇出去要一两天才能回来。捻河泥是为了给桑叶地施肥。南方小河底上通常有一层厚厚的河泥，河泥营养丰富，里面有各种腐殖质和鱼虾的尸体，是天然的有机肥。捻河泥，既能疏通河道，又能将厚厚的一层河泥覆盖在桑叶地上为桑树施肥，是一举两得的事。湖州一带桑园之所以如此茂盛，是跟捻河泥无法分开的。非常遗憾的是，捻河泥这一重活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人对化肥的依赖，其长远的结果是使地力越来越薄，这也是湖州一带桑园逐年衰败的原因之一。
大难不死，值得庆幸，似乎我从此可以平平安安长大，将一生的灾难提前结束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仅仅是个开头，此后的岁月里，我没完没了地在灾难中进进出出。所幸一次次都有惊无险，曲曲折折地苟活到了今天。
半年多的逃亡，我随父亲从平原到山区，从山区到平原，四处流转。在沈村时，是逃难最初的日子。城里人逃难，山里人也逃难，也有别的省、别的县逃难路过的，然而逃的方向往往相反，乱成一片的景象时有发生。日本飞机在头上扫射，炸弹就在身边爆炸，难民们有的拖儿带女惊慌逃躲，有的骑着骡马、驮着什物仓皇远去。我也曾看见有的大人肩挑重担，一头的筐子里放着粮食等什物，一头的筐子里坐着一对儿女，在蜿蜒的山道上沉默而悲伤地走远。
逃亡途中一日数惊是平常事。一次，我和父亲随同一批刚从湖州城逃出的难民连夜躲进了一座山洞，男女老少都有。洞口燃烧着一堆驱寒的篝火。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熊熊燃烧的篝火，觉得又新鲜又怪异。夜逐渐深了，一阵阵吼声从稍远处的山林传来，让人毛骨悚然。父亲说那是虎啸。一洞的人开始紧张，逃过了日寇，逃过了强盗，这回还得面对野兽！这群人总共有三两枝猎枪，大人们决议，两人一组，轮流在洞口站岗，提防老虎的袭击，也好让女人、孩子入睡。但洞中几乎无人能够睡着，一个个都睁着眼挨到了天明。像这种提心吊胆的日日夜夜书不胜书。一直要到了双渡后，因村子离城较近，靠近“台风中心”，侵略军们稍觉放心，反倒不大来骚扰了，过了几个月相对平静的日子。
双渡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农村。姑妈家在村西头，沿小河走出不远就到了村东头。那里有一片较为开阔的空地，还有一座石拱桥，是傍晚时分乡亲们纳凉、闲话的地方。父亲在妙西乡摆了几个月小摊之后，发觉形势稍稍安定了，就和母亲她们回到了双渡。我们家在桥边租了一间屋子，门口摆起小摊，算是安顿了下来。黄昏纳凉时我认得了更多的叔叔阿姨（湖州人一概称呼为“爸”、“妈妈”），也有了更多的小伙伴。有一天傍晚纳凉时，场地上刚好有一条拔上岸来等待修理的船。父亲把我放进靠近船头的舱中站着，这时正好有一个同村的女孩，岁数和我差不多，被他爸爸放在靠近船尾的那头。船边的大人们寻起了开心，要我们两个慢慢走近做一对小夫妻。我浑身不自在，到底也没有走过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以“做夫妻”开玩笑。当然乡亲们只不过是开了个善意的玩笑罢了。
父亲见晚上无事，就在桥头支起架子扳夜鱼。人声渐静，河上微风吹来，月亮渐渐升起，洒下了一片银色的光辉。在战争和流亡的间隙好不容易有那样的片刻悠闲。那时河中的鱼比现在多，一个晚上总能扳到一两碗鱼，作为几天中仅有的荤腥。
一个七口之家，仅凭一个小摊是无论如何过不下去的。正在全家发愁的时候，租我们家田地的阿大叔冒着风险找到了我们。他把一两石大米的田租用小船装着摇过日寇的封锁线来到了双渡。一家人喜出望外，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这一两石大米大大缓解了我家的燃眉之急。
阿大叔姓徐，原先是苏北人，逃荒逃到了湖州，举目无亲，租种了我家的几亩田，盖了间茅棚，总算扎下了一条根。眼看将近三十了，还没成家。这件事也成了我父母亲的牵挂。一天，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子要饭要到了我家，母亲一看这女子长得也还壮实，就问起了她的身世，一问才知也是从苏北逃荒来的，就多了一个心眼，把她留在我家做短期帮工。在这期间，母亲让阿大叔和这位女子见了面，出资为他们办了喜事，虽然简单了点，但两人从此有了自己的家。不久他们有了第一个男孩，比我早两个月降生到了世上。阿大叔一直心怀感激，现在，在我家急难关头，他冒着风险送来了救命的租米。阿大叔还摘了一大筐我家桃林中的桃子带到了双渡。我好像从来没吃过桃子似的，美美地吃了好多天。其中尤其是扁扁的蟠桃，不但甜，滋味还格外地鲜美，只可惜虫蛀过的也特别多，简直是人跟虫分着吃。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凡是好的东西总是招惹人，就像这蟠桃！”阿大叔的救急缓解了我们全家的粮食之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话真是一点儿也没错。
我在慢慢长大，跟战前不同的是我接触的人多了，天地宽起来了，情感关注的领域也扩展起来了。战前我被所有的亲人、尊长疼爱着，不知道什么叫做困苦和艰难，现在我亲身触摸到了灾难，以及它所带来的离别、悲伤、死亡和苦难中的坚持，以及大难临头时人与人之间发自天性的关爱、呵护和互相扶持。在这种特殊的苦难中，一个孩子的成长速度要比平时快得多。
在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和千百万中国家庭、中国孩子相比，我所亲历的苦难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战争的灾难让我懂得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我的国家不是一个太平安乐的国家，而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我作为一个中国孩子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命中注定不会有一个一帆风顺、事事都已经准备好了的人生。
在双渡姑妈家时，隔壁的一家人有一位浑身晒得黝黑的大哥哥，每次见到我时都会亲切地微微一笑，眼神柔和、慈爱。他会一把把五岁的我高高地举过头顶，惹得我格格地笑个不停。那时正是夏天，午饭后我就溜到他家，在宽大的空蚕匾里睡午觉，身下竹匾凉丝丝的感觉现在还记忆犹新。这位哥哥我叫他“好哥哥”，是村子里的传奇人物。一只要几个人才抬得动的谷桶，他一个人用手一托，肩一扛，就轻轻松松地往打谷场上走。“好哥哥”还是游泳高手，我亲眼见他身子竖直，两手高举过头，就能从河的这边踩水到河对岸。有一次一群男孩在湖里游泳，一个男孩游到湖中间突然两腿抽筋，再也游不动了，身子立马往下沉。伙伴们大喊救命。站在岸上的小孩连忙奔到正在地里干活的好哥哥那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救命，有人要淹死了！”好哥哥冲到湖边，只见那小孩一会儿冒一下头一会儿往下沉地在那里挣扎。好哥哥一个猛子扎进湖里，三两下划到出事水面，救起了孩子。
好哥哥救人一事村里人尽人皆知，但他自己从来不说。我没有亲哥哥，很想有一个像好哥哥那样的哥哥，他成了我此生第一个偶像，虽然我那时还不知道偶像是什么。好哥哥身材高大匀称，相貌堂堂，全身骏马般的肌肉在皮肤下滚来滚去，生性却和善深沉，一点儿也不风风火火，紧要关头做了件旁人做不到的事，却从不夸耀。
一别十来年，1950年我从北大回湖州探亲时曾重访双渡。这个童年旧梦中的双渡，河水依旧，村屋依旧，那丛竹子依旧，但变矮变小了。村子里添了些新瓦房，但姑妈不在了，大表哥、二表哥都不在了 ，我好一阵儿黯然神伤。大表嫂指着一个比我小不了几岁的男孩子说：“他就是我们的儿子。”为了让这份亲情延续下去，表嫂定规要把她儿子“过房”（湖州方言：过寄，即当义子）给我，认我做“亲伯”（湖州方言：义父）。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就这样有了一个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干儿子。这虽然是一份干亲，但湖州人一向重视，上一辈人希望以这种方式把亲情或友谊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好哥哥的遭遇却让人难以接受。这位我童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如今才四十多岁，竟已两鬓秋霜，神情萧索，背脊已有点儿驼，越发不多说话了。这位土地之子、地地道道的南方农民到底怎么啦？他走后我向表嫂打听。表嫂说土改时好哥哥被定成富农，成份压死人，一直心里气闷，身体大不如前了。这真是天大的不公！好哥哥家境较好这是事实，但那是他亲手做出来的。他一没有佃户，二不雇短工，全是凭结实的身板、勤劳的双手起早摸黑、辛辛苦苦发家致富的。所谓致富也不过比一般人家日子稍稍好过一点儿罢了，把这样一位克勤克俭的农民打成“四类分子”，这公道吗？为什么我所认定的英雄、好人一个个都成了“坏人”了呢？一个被一味歌功颂德的大时代会不会有差错呢？到底是我错了，还是时代错了？当时我真是疑问重重。
五岁时在双渡度过的大半年时光，是我作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逐渐形成的时光，也是我作为一个孩子开始朦胧地意识到没有一个平安的国家，自己就不可能平安地长大的道理。国家的概念在那时还非常模糊，但确实已经感觉到它跟我们家、我个人是死是活、是吉是凶无法分开了。此后我一生之所以时刻关注国家的命运，是跟童年这种非常时期的遭遇密不可分的。
姑妈家门前是一条小河。每当大雨如注的夏日，我就会独自坐在门边的小板凳上发呆。那时，河面就如同一张大鼓，被跳荡不已的大雨点敲打得一片喧哗。大雨溅起的一个个水泡随生随灭，刚刚出现就立即破碎，让我想得很多，我后来的忧郁气质恐怕就是在那时形成的。
双渡是我这一生最想回去看看的地方，但至今也不敢回去。二三十年前不敢回去，是因为整个村子的老年人都认得我父亲，他们希望积善人家有后，无法接受我依然独身这个事实，我无论怎样解释怕也解释不清楚。现在仍不敢回去，是因为无法面对这片在艰难时日里曾如此疼爱我养育过我的土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斜阳中面对一片面目全非的儿时故土，这样一幅凄凉的画面超出了我依然童稚的心灵所能承受的限度。
双渡，我幼年时的天国，灵魂永久的家园，愿你永远美丽如昔！
老屋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脚踏进石库门时看到的景象。
老屋是沈家百年根基，是我家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的地方，但不清楚它是哪年盖的。老屋的结构是有讲究的，主体建筑是三开间、两进深的楼房，前面的一进是楼厅，高大宽敞，它和后一进由一间双层厢房作为过道连接起来，过道两边各有一个小天井，后一进楼上楼下都是房间。主体结构左右两边都朝南伸展出去两排手臂似的房屋。西边的，经过一间厢房通向祖父的书斋。书斋前面隔开一个小天井，是一个靠街的门面，面对着一条小河。祖父的两层书斋装修最为精致，长窗跟天花板都是西式的，不同于其他的房间。主体建筑的东端，隔着一个大一点儿的天井是围墙。我家的石库门就开在围墙的东南角上。这对石库门是暗藏式的，开出去不是在街道上，而是一间平房，同样是隔了一个小天井通向临街的门面。这样，整片老屋就成了一个张开双臂、呈元宝状的整体，分明寓有招财进宝的意思。老屋的后边是一排平房，毁于日军的炮火，估计原先是厨房和下人们的吃饭间。再往后，隔一座池塘有一座“沈祥茂”时代的仓库。仓库的后面就是水波浩荡的苕溪支流了。整片老屋就位于这一大一小的两条河流之间。
除了这片老屋，在城南我家还另有六处房产，都租给了别人，其中三家是中药铺。这些就是抗战前后我们家还保留的一点儿房屋。
1939年5月间的一天上午，小船靠岸，一家人在逃亡了一年多之后回到了城南的老家。我仿佛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家，只觉得样样新鲜。我跟随父亲从靠街的一爿陶器点往里走（店面是一位姓钦的先生租我家的），经过天井、平房，见到了一对虚掩着的石库门，父亲说里面就是老家了。我推开门去，一下子被里面的景象惊呆了。
扑入眼帘的是三间空空荡荡的大厅，门窗板壁、桌椅板凳已经一扫而光。铺在厅堂方砖地上的是一层厚厚的碎纸片（我不明白它们是打哪儿来的。战前的厅堂虽然挂满了字画，撕碎了也铺不起那么厚的一层呀），脚踩上去软软的。再看西厢房，同样已经没有一扇门窗，成了一个空空的长方块。石库门和厅堂之间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朝南的墙上有唯一一棵让我眼睛一亮的木香花。那棵沿墙而上寂寞开无主的木香花正逢它盛开的花季，碧绿的叶子，小小的白色的花朵开得满墙都是，阵阵幽雅的清香仿佛在招手，欢迎我们的归来。姐姐一样的木香花如同通灵一般，分享着我家从苦难中归来的欣喜。
踏着一地碎纸往里走，穿过通道到了第二进，但见一片惨象较前厅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已经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外，左右两间楼房的楼板已经被全部撬掉，只剩了几根孤零零的楼棱。只有当中那间的楼板还勉强保留着。几天之后我走上二楼“探险”，发现靠东边那间已被撬掉楼板的墙壁上，每隔两尺的样子就竖写着一个日本兵的名字，“三本”、“龟田”、“铃木”、“井次郎”的什么都有，大约有十来个名字，这些字多半我已经认识。起先我觉得好奇，细细一想恍然大悟，一定是楼板撬掉前日本兵的一个个铺位。这么说我家百分之百在一段时间里成了侵略军的兵站！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父亲。父亲夸奖我能留心观察，说的确是这样。1937年冬湖州严寒，日寇把我家所有木制家具、门窗板壁都用来生火取暖了，还不够，就又撬掉了第二进的楼板，把我家破坏到了这等模样！
返身来到前厅的楼上，竟也跟楼下一样变得空空荡荡。楼上的三间房中间本来有两道板障，也已经被拆掉，三间房连成了空空的一大间。窗没有一扇窗，门没有一扇门，整整一座老宅变成了彻彻底底的空壳！
一家人站在二楼上黯然无语，良久，默默地拾级而下。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但这毕竟是自己的家，日子还得在这里过下去。
父母亲回到船上把几件可怜巴巴的家具和衣被搬上了岸。家里床没床，凳没凳，只好在楼上扫出一块地方就地铺上了被褥。当晚黑灯瞎火早早地睡了。家，自己的家，这要比挤在一条船上随水漂泊好得多了，一家人都睡得特别香。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奇迹发生了。
街坊邻居得知我们回来之后，第二天一早陆陆续续搬来了桌子、板凳、茶几、太师椅、长条凳、床架、棕绷、锅、碗、瓢、盆，甚至还有两台一大一小的石磨……原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家的。我家逃难离开城南后，家中空无一人，石库门也来不及锁，一屋子家具就成了无主之物了。街坊邻居们怕东西被小偷偷走，赶在日本侵略军进入我家之前分别抢出了些家什拿到自己家中代为保存。现在得知我们平安归来，连忙一样样一件件地送回我家。对街坊邻居的这番盛情母亲感动得热泪盈眶，千恩万谢。多亏这些凝聚着盛情、乡谊的家具，我们才得以在此后的八年中再没有添过一件。那穷苦的八年真是想添一扇窗也添不起啊！
贫困有增无减，搁在父亲面前的最大难题是怎样养活这一家子，眼下唯一的办法是依靠那六处房租。但战争年代生意都不好做，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很难指望这点租金能养活这六口之家。父亲必须另想办法。
我们家有位于临河小街上一东一西的两处门面，一处如前所述已经租给了出售缸、瓮等陶制品的商店，另一处却还空着。父亲又设法做起了小生意，经营烟、纸等杂物。然而半年下来成绩全无，生活迫使父亲必须改变主意了。
就在这时，另一件事让父亲同样担忧，这就是我的学习。当时，湖州已经办了好几座小学，学费也不是很贵，但我家连这点儿学费也负担不起，无奈，只好由父亲在家教我相当于小学一年级的课程。而在这之前还利用我家的厅堂请了一位老先生做私塾老师。父亲这一主张深得人心，几乎城南两条街上的学龄孩子都来拜师上学了。私塾分高、中、低三个班，低班和中班放在石库门外的一间屋子里教，高班已经学到《论语》、《孟子》、《幼学琼林》了，就放在我家厅堂上授业。私塾汤先生是一位前清秀才，瘦削，深度近视，画的花鸟画像真的一样，教这一二十个学生堪称尽心尽力。大一点儿的孩子一般比较听话，他最不放心的是我们低班和中班的人，大半天时间都陪着我们，弄得我们想逃学也逃不成。
按照中国的传统教学法，对低班、中班的孩子，先生只读不讲。我的课本先是《三字经》、《百家姓》，然后是《千字文》、《神童诗》。汤先生早上摇头晃脑地领读几遍新课文之后，就叫我们放开声音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此后，先生就自顾自看他的线装书，或者画画，或者打盹。《三字经》的内容我们多半还不懂，于是就利用湖州口音把它改变成另一种有趣一点儿的读法。比如“苟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我们把它念成了“狗不叫，无嘴故。叫不年，狮子大。”那样就好记多了。通常情况下我们念着念着偷懒了，声音轻起来了，这时先生就会突然醒来，逮住一个学生就要他背书，背不出就戒尺侍候，打十记手心。我被打过一两次，大家总结经验觉得如果把手心事先磨得发烫，挨打的时候要好受得多，所以我每天下午总要把手心磨得烫烫的，好准备挨打。
一天，我正在权当课桌的茶几角上磨我的手心，斜眼看我邻桌中班的一位同学正在读《神童诗》，摊开的书本就放在我的旁边。扑入我眼帘的是这样竖排着的两句：“渭水东流去，何时返旧州？”不知打哪儿来的一阵伤心，让我立即陷入了迷惘、失落、悲怆的境地。这两句的字我都已经认识，意思也都能懂，但不知道“渭水”到底在哪儿，大约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心想渭水东流进入大海，它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了。人生会不会也是这样的呢？如此疼爱我的祖母、父母亲有朝一日是否也会“东流去”呢？他们要是东流去了，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再说如狼似虎的东洋人正在到处横行，我长大后如果被他们拉伕拉走，或者干脆俘虏到东洋又将如何是好？越想越难过得想哭，整整一个上午都神思恍惚。——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诗时的强烈感受。那时，“诗”这个字我还没有听说过，对什么是诗都还一无所知，还没有读过任何一首（这一点可不像现在的孩子），却无意之中受到了这样一次诗教。上大学后终于明白：“诗可以怨”，这两句诗，正属于惆怅、悲伤的“诗可以怨”的范畴。这斜觑的一眼是对我生命内在诗歌因素的唤醒。
但在此后数十年内我始终对这两句诗的出处茫然无知。电脑发明以后，我的一位朋友终于帮我弄清楚了，原来那是诗人岑参的五绝《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中的首二句。一位大诗人，在逝世一千二百多年之后，他的诗句竟然还会给一个六岁的孩子启蒙，由心到心，让这个孩子无意之中触摸到了诗歌最本质的东西。这就是诗歌的力量。
就在我们家回到城南之后，父亲开始了对我潜移默化的教导和引领。家贫如此，我一没有任何玩具，二没有可以供我翻看的小人书，三没有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的电视，但我拥有一个孩子渴望从父亲那儿得到的最大的关怀和爱，那就是每天晚上都可以听父亲讲故事。
我们全家都在楼厅的二楼上就寝。楼上原本是三间房，被日寇拆掉了板障以后已经连成了一片。过去，父母亲的房间在东边那间，我和祖母的房间是西边那间，跟西厢房连在一起，当中那间留给了外祖母和表姐。“一统山河”之后，父亲讲故事的声音已经没有板障阻隔，大家都听得见了。也许父亲考虑到我的生肖属猴，他就选择《西游记》作为他讲给我听的第一个故事。他要我从一开始就对我的“同类”孙悟空产生浓厚的兴趣，要我慢慢地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无怨无悔地经磨历难，为着一个“西天取经”的理想百折不回、出生入死。这么多艰险，这么多妖精，稍一大意或者倦怠就有可能断送师徒四人的性命，但多亏了孙悟空的执着和警醒才一次次化险为夷，终于在历尽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修成了正果。许多年后，当我自己也一再遭到类似的无妄之灾后，才懂得了父亲当年的良苦用心。
从《西游记》开始，接着讲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孟母三迁、荆轲刺秦王、孙膑斗庞涓、伍子胥过昭关、勾践卧薪尝胆、孟尝君信陵君四大公子的故事等等。父亲要我从小就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从小养成崇仁重义、嫉恶如仇的品性。除了传统的故事外，父亲也给我讲一些外国的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木偶奇遇记》、《苦儿努力记》和《鲁滨逊漂流记》这三部。尤其是《苦儿努力记》，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苦儿，因而更容易激起我的共鸣。
《苦儿努力记》说的是苦儿路美自幼坎坷曲折、终于苦尽甘来的故事，是英国的一部小说。大意是：小路美的父亲（我立马联想到我的父亲）非常爱路美，每晚收工回家上楼，总要亲一亲路美的额头，路美才能睡着。路美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一天，他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成了残废，失去了工作。小小路美从此不得不离开家自力更生。此后他做过马戏团的小工、花园临时工、煤矿小帮工等等。不幸老天爷事事刁难，做马戏团小工时由于他尽心照料患了白喉的小猴子传染上了白喉，差点儿死掉；照料花园时又不幸碰上一场冰雹，打破了所有暖房的玻璃，不得不再次失业；做煤矿小帮工时天公不作美，矿井发了地下水，一队矿工几乎死于非命。历尽了千辛万苦之后，路美终于被发现和认定为有皇家血统的私生子，是被人抛弃后由那家建筑工人收养的。路美终于得到了本来该属于他的东西，从此脱离苦海，恢复了他的贵族身份。路美的这些磨难中，水淹矿井一节最触目惊心。矿井塌方、涨水，水一点儿点地淹了上来，矿工们撤退到高一点的地方躲避，不料水跟踵而至，开始淹上了脚背、小腿……这时带班的矿工说，今天大家难逃一命了，水这样跟着涨上来肯定我们中有人做过坏事，说出来，也许还能得到上天的宽恕。没有一个人出声。停了片刻，带班矿工说自己小时候偷过邻居家的一只闹钟，边说边往水中走去。他打算让水淹没自己，惩罚自己，不要再去吞噬其他人的生命。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随着他往深水区走，水竟然跟着他退了下去，大家保住了性命。后来坑道外的人开始抢救，终于凿通了矿道救出了大家。
这个故事和我家当时毫无保障、极其困苦的生活以及我所拥有的父爱十分相似，因而我边听边流泪，甚至悲伤得直哭。印象是如此深刻、强烈，以致直到将近七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大致记得故事的情节。
父亲讲的这些外国故事把我的心牵引到了我从未见到过的外国，分担了外国儿童悲欢离合的遭遇和命运，让我自幼就懂得了世上不仅仅有中国人，还有许许多多的外国百姓、外国儿童，他们同样需要关爱，向往着平安幸福的生活。六七岁孩提时代的这些粗浅的认知对我此后的一生都有教益。
长大一点儿后，父亲又给我讲了《资治通鉴》上的历史故事，讲了《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等，还讲了张恨水的近代小说《啼笑因缘》。这部小说印象深刻，以至我多年以后到北京求学时，还念念不忘能碰上一个像沈凤喜那样的女孩子。
妹妹蓉蓉终于在五岁时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家，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她了。大约在一年多以前，也就是还在市陌路的时候，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父亲对我说：“我们去看看你妹妹吧！”一吃完午饭父子二人就出发了。妹妹所在的农村离市陌路大约有十来里水路，父亲是摇船前往的。那时，小河的水还清澈见底，坐在舱中觉得好玩，我不由把手伸到河里戏水。玩着玩着我觉得应该助父亲一臂之力，就用手费力地划水，好让船走得快一些。父亲见状，笑笑说：“你还是歇着吧。”停了一停接着说，“用小手划虽然不管用，多多少少还是有帮助的。”我听了很开心。长大后回想当初时，我觉得要是有十来个孩子分坐船的两边一齐用小手划水船照样可能会前进，尽管很慢很慢。由此体会到，一个人的力量固然微小，但只要为正义事业出力，力量虽小也是值得鼓励的。
在一个小河浜小船靠岸了。我跟随父亲走上岸来，迎面看到一座茅屋，门敞开着。主人见是我父亲，连忙出门迎接，招呼我们进了中间那间起坐间。此时，从里屋走出来一位妈妈，手里抱着一个女孩，背对着我们。那位妈妈拍拍妹妹说：“蓉蓉，你耶耶来了！”妹妹转过身来看了父亲一眼，半天都没有叫，显然因为两三年不见生分了。妈妈又说：“见见你哥哥。”妹妹越发认不出我是谁了，一下子背过脸去趴在她奶妈的肩头上。这就是我和妹妹第一次见面时的整个过程。我本来想抱抱妹妹，可是办不到了，心里多少有点儿惆怅，但还是很体谅妹妹在乡下这么多年自然认不出我们，再说我虽然磨难重重，毕竟还是在父母亲身边，比起妹妹来总还是幸福得多。
妹妹回家那天父亲小有不适，半躺在床上，看着在床前小板凳上坐着的妹妹。父亲试探着问妹妹几岁了。妹妹可能是怕生，竟然回答不出来。那天妹妹穿着一件绿色的上衣，父亲指着那件上衣说：“你的衣服是什么颜色？”妹妹怯生生地说：“绿的。”“对了，”父亲说，“衣服是绿的，你今年是六岁，记住了？”湖州话中，“绿”跟“六”完全同音，父亲想用这种办法让妹妹通过联想记住那年她是虚岁六岁。
妹妹沈蓉蓉回家之时我正在背小九九，“三三得九”、“四四十六”地背，这就是中国式乘法的启蒙教学。
一家七口的生活如何维持下去，成了最大的难题，一个小摊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无奈，父亲只好下决心收回几亩田地自己来耕种，以免除全家的衣食之忧。从这时开始，父亲坚持做了长达六年百分之百的农民，一个自学成材的书生彻底走上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自耕农的道路。
我们家的田地主要是在南墩上。南墩是一片四面环水、无船路不通的农村地带，离我家不远，约莫半里多路，摆个渡就到了，这为父亲务农提供了方便。从此，“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父亲向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学习了。
父亲的身高比我成年后略矮，身板结实，胸背肌肉都很发达，浑身都是力气。用邻居叔叔的话说，三两个人也未必近得了他。然而现在要有板有眼地做农民了，这谈何容易。每天晚上父亲都觉得全身酸痛，长时间地坐在走廊上一口一口地抽潮烟，烟管的红火头一亮一亮的。每逢这时我知道父亲又在为家事、国事、天下事操心了。
按父亲的脾气，要么不做，做了就要全心全意地投入。一旦他决定当农民后，就要求自己百分之百地做个自食其力的真正的农民。摇船、担粪、耘田、摸草、车水、打谷、种菜、割麦，一两年时间就件件事拿得起放得下了。江南农民是中国最勤快、最操劳的农民，一年四季很少有农闲的时候。在所有的农事中，最辛苦、最劳累的是冬季的“扎板田”。“扎板田”是一个专门名词，指的是每逢十月晚稻收割之后，过一段时间就应当把田亩翻耕一次，以使土壤变得疏松，便于来年打碎，平整，放水插秧。当时中国没有拖拉机，有牛的人家就全靠牛拉犁来翻耕。我家没有牛，也租不起牛，就只好靠父亲自己一铁耙一铁耙地掘，费时费力，而父亲总是干得不错。
父亲彻彻底底当农民这件事，很快在南墩、城南一带传开了。人们开始用一种不同于以往单纯的尊敬眼光来看待父亲了，而是以一种好奇、同情、惋惜、敬重兼而有之的目光重新打量父亲，又是叹息，又是赞美。
像这样过了一年多之后，一天，一位不速之客拜访了我家。来者是一位中年人，瘦削，精神，看起来比父亲要年轻得多。父亲请他入座，但没有让我叫他金华爸爸（叔叔）。父亲以前跟我说起过他有两位义结金兰的兄弟，一位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投奔了革命，后来再没有见过面，始终不晓得是入了国民党还是入了共产党，一位就是眼前这个李金华了。李金华环顾了一下我家家徒四壁的凄凉景象，假惺惺地叹了一口气说：“恭谦（这是我父亲的字）兄，你这是何苦？现今是乱世，像你这样的人才何必自苦如此，死守过时的信条呢？依我看大可不必清高自许了。”父亲没有答理，猜出了他的三分来意，等着他往下说。“现在政府稳定下来了，求贤若渴，”李金华说，“侄儿女也大起来了，总不能不上学吧？恭谦兄如若有意出山，小弟当代为先容。有好几个职位都等着兄台呢。”听到这里，父亲站了起来，直视李金华说：“人各有志，原是勉强不得的。没想到的是，国难当头，你竟然走了那条路，我也就不得不效管宁割席了。以后好自为之吧！”李金华碰了一鼻子灰，讪讪而去。
李金华走后，父亲告诉我李金华已认贼作父做了汉奸，在湖州南街13号特务机关当了个头目，堕落成了一个十足的民族败类。这一特务机关仰仗日寇鼻息，残酷虐杀爱国志士，为湖州百姓所切齿痛恨。它被简称为“13号”，一提起13号，无人不在心里暗骂。抗战胜利后，汉奸李金华被国民政府就地执行枪决，13号头领周淦成被处以剖腹挖心的极刑，心和肝被悬挂在城中的仪凤桥上示众，直到变黑发臭为止。
父亲又种田又种地的，农忙时一个人忙不过来，就请来短工帮忙，有时一个，有时两个。父亲要我一概称呼他们爸爸（叔叔），以礼相待。一日三餐都是同桌吃饭，从未见外。阿大爸爸有时也来帮帮忙，他家就在南墩，三间草棚，养了几只湖羊，我小时候常到他家去玩耍。
父亲务农之后，一家的日子并没有多少起色。考虑到两进老屋只要第一进的楼厅就够我们住了，第二进就租给了一位中医。这位中医姓陈，大号辛夫，本来就是父亲的朋友，一家三口人，除了他本人就是太太和儿子了。陈太太要比陈医生小十多岁，为人和善，不笑不说话，跟我母亲亲如姐妹。他们的儿子和我同年，后来成了一家中药公司的资深职员。虽然是非常时期，中医毕竟是家家需要的，陈家的收入要比我们家好得多。记得有一年中秋节我家只能吃米糠饼当主食，这在湖州一带即使是农村也是最可怜的了。陈太太看了之后心里难过，就盛了一碗白米饭外加一碟栗子烧肉端给我吃。因为那天是中秋节，我记得特别牢。
我当时正在看小人书。小人书湖州人叫它菩萨书。我第一次看的是封神榜，封神榜虽然是一部神神怪怪的小人书，但我多多少少明白了一些历史事实，知道了“吊民罚罪”是怎么回事。上了小学后一次又从楼上的夹板里翻出了一本梁任公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似懂非懂地看了起来。我特别佩服梁启超先生的爱国精神，所以他的书我虽非全懂也读得津津有味，尤其记住了斯巴达人严格挑选孩子的特殊做法，深深觉得那样的国民是不可欺的。这种感受也跟我正在做亡国奴有关，我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啊。
那时妹妹也已经回家了，为了多少减轻一点儿家里的负担，收割季节我们兄妹俩就拿小篮到田里去拾稻穗。后来上大学时学《诗经》，当读到《小雅·大田》中：“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时，小时候和妹妹挽了小篮捡稻穗的情景就会浮现在眼前，让我又辛酸又惆怅。
不止一件回忆是跟中秋有关的。这可能是因为中秋是中国人合家团圆的日子，人特别容易感伤的缘故。记得有一年的阴历八月十四，第二天就是八月十五中秋了，家里却还什么都没有，既无钱买月饼，也没钱买点儿肉食荤腥来过节。无奈，父亲又想到扳夜鱼了。当晚，趁天色未暗，父亲在门前柱子上支起一个网来，守着那条小河扳起夜鱼来了。扳了一个多钟头，才扳到几条鲳鱼等最不起眼的鸡毛鱼，这急坏了我和妹妹。情急之下，两人用小纸条写了几句邀请鱼虾到我们网中来做客的话，扔进了网中。真是傻得可爱。夜晚来临，妹妹禁不住打瞌睡，回家睡去了，只有我陪着父亲一网一网地扳，一网一网地落空。月亮渐渐升高了，网起网落河中就泛起朵朵浪花，银亮银亮的。大约将近半夜时父亲扳起网后，发现网底有一块沉甸甸的东西，父亲抖了抖网发现它真的很沉，借月光仔细辨认那东西竟然是一只甲鱼（鳖），足足有一斤多重。真是喜出望外，明天把它卖了，可以换两斤肉来过节了！兴致来了就再往下扳。又过了半个来钟头，网才扳起一半就发觉网中有大鱼在游动。等到整个网即将出水，网中竟然有七八条黄白鱼在绝望中游来游去，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父亲用“捞海”（湖州方言：捞网中鱼的有长柄的小网）捞了一网还没捞完。正打算再捞时，离我们二十来米的公路小桥上，一个值夜班的伪警察向下喊话了：“你们吵什么吵？”父亲说：“刚刚扳到了几条黄白鱼，孩子高兴，吵着你了。”警察说：“拿两条上来让我瞧瞧，谁知道你们搞什么鬼！”父亲无奈，拣了两条大一点儿的放进长柄“捞海”向桥上伸过去。稍后，那警察说：“你们扳吧，要小声点儿。”父亲向伸回来的“捞海”看了一下，只剩下了一条，那条大一点儿的被他“笑纳”了。那时的警察也穷，还被人瞧不起，说起来也怪可怜的。
第二天，我们卖掉了几条黄白鱼，买了一两斤肉，做了一碗甲鱼烧肉的大菜，一家人过了一个丰盛的中秋节。莫非真的天无绝人之路？
老屋是有堂名的，堂名跟沈氏谱系有关。因而家里虽穷，每逢大年初五我家还是在厅堂两边的柱子上挂起灯笼，上面贴上红字：“沈纯嘏堂”，这便是我家历代的堂名了。纯嘏是纯善的意思。我家家谱在太平军时已失落，这个堂名能不能帮我找到一点儿宗族的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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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7 15: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