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做编辑的感受
中国文学的发展，文学编辑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很少听到一个领导能如此准确而深入地把握关于文学和文学期刊内部规律的认识。真正抓住了要害，抓住了牛鼻子。我相信这个班对大家的文学生涯和编辑生涯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次方方主席给我的题目是中国故事和中国之心，这是个命题作文，但我不想讲这个。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作编辑的想法和感受，不是讲课，是聊天，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的聊天。
文学期刊在文学发展、文学生态中的作用：刚才陈部长一番讲话，我认为讲得很好。不是客气话。我当《人民文学》主编的时候，记者要采访我：“你对文学期刊的困境怎么看？”我回答：“烦得很！”不光是文学期刊有困境，报纸的困境更大，如果谁先死，报纸会比期刊先死。这是个笑话。什么没有困境呢？我常想，我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每天要考虑份子钱。其实光份子钱也无所谓，就是多辛苦点，想办法呗。真正的困难是如何看待自己。我们能干什么？我们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解决钱的困难我不怕，糟糕的是，忙了一年，自己担心做了没有意义的事。1990年时，《人民文学》就是自己养活自己，当时政府只给200多万元，人最多时是30多人。
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仅仅从市场价值上去衡量。我们不是钓鱼的，我们不是卖衣服的。不能只关注硬件。博物馆、大剧院是硬件，当然要。但更应该有一本文学期刊。文学是一个城市的文脉，没有文脉的城市是没有魅力的城市。一个城市没有文学家、艺术家，一定是个乏味的城市。而文学期刊起着维系文脉的作用。期刊不仅仅是发作品，《人民文学》绝不仅仅是发作品，她是文学活动和文学生活的平台，一个作家协会连一本文学期刊都没有，你怎么做工作？一本期刊是一个最有力的媒介，能把大家联系和凝聚在一起。
2012年我离开《人民文学》，离开后我就不闻不问，离婚后还去关心前妻的生活，似乎不好。但我还是给他们一些建议，我让他们一定要把微信的平台建设起来，并行不悖。
但目前的文学期刊还比较迟钝，对新媒体、多媒体认识不足，新媒体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机会。我离任时，《人民文学》不到5万份。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困惑，在茫茫人海中没有手段抵达你的读者，预期的读者。如何准确地抓住分众和小众，文学发出哀叹，日子都是不好过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办不下去了。如何更好地发挥和扩展我们的功能。先想事，钱不是问题。只要有事，一定有钱。
文学期刊要准确地认识我们的功能，丰富和扩展我们的功能，并寻找可能性，生存下去，并得到发展。
咱们都是同行，同命运的人，谈点自己的编辑感想。编辑是我的职业生涯，我当编辑28年。我的第一意识我是一个编辑，而且是一个职业编辑。编辑是一个很尴尬的行当，编辑和作家的纠结和拧巴。我看稿子时觉得我要是写肯定比他写得好。作家曾经都是编辑，作家可以当编辑，编辑也可以当作家，不仅是一个好编辑，同时是一个好作家。一定要让人尊重，会提高你杂志社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权威性。作家可以很片面，很个性，海水滔滔，我只取一勺。但编辑就要有很全面的知识体系。
编辑的奉献精神。我从上任的第一期到卸任的那一期，我每期都是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从第一页改到最后一页。专业精神、敬业精神、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这是我的职业，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要严肃对待。
领导要多关心编辑。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很多编辑都是很有才华和志向的，但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被磨损掉了。每个人都不能不考虑一下自己的成长，不能一味地只讲奉献，要有出息，要成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要给自己留出空间和余地，要有自己强烈的志向，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如果要想把自己累得吐血太容易了。
我自己被自己感动了。给人家写上千字的退稿信人家还保存着。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当编辑和当作家不应该成为一种矛盾，应该是一种正常状态。
做编辑确实是一个终身的功课。准确、敏锐地去观察、把握文学的动态和走向。也是一本刊物的生命所在。一本刊物的好坏是长期的积累所成，积累十几年想败不用花太多时间。
敏锐地贴近、观察、把握文学发展的态势，说起来易，实际很难。
编辑变得过于自信，过于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是很危险的。不自觉地固化了标准，渐渐地僵化了。我每天都以各种方式提醒自己，不要僵化，要保持一个开放的状态，向着未来。
标准是什么？我有标准。非常遗憾我无法用一二三四把我的标准列举出来，我甚至不愿意去这么做。为什么？文学这个东西，无论是做一个编辑，还是一个评论家，我不是一个检测员，没有固定的尺寸和标准来衡量。但是文学恰恰是一个如此复杂如此丰富如此难以把握的精神活动，判断一个作品的高下、好坏、有意思没意思，宁可不要让自己有一套过于固定、固执、成形的标准。
我认为好的编辑，要有很好的文学修养，文学知识，至关重要的是要有开放性的心态，文学编辑就是看风向的人。
长期枯守的状态，容易造成封闭状态。这个老头这个老家伙很固执。编辑们需要自我警惕。不要太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好的。也许你的知道是有问题的，也许还有新的好。要不断地推出新作者，发现新的东西。一期有一二篇好的就不错了。保持探索、开放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1984年我在《小说选刊》，1987年我是一个小编辑，当时选不选《红高梁》时，我脑子发热。执行主编已经定了调，不用《红高梁》。三审都过了。我去找当时的主编李国文，我说这个稿子要上，不上会犯错误，会错过好作品和文学现象。主编看后第二天把大家都找到一起，定了《红高梁》上，把原定的稿子撤了。
有一年，我发郭敬明的《小时代》，我正在医院打点滴，结果我的电话都打爆了，记者都冲进来，问：“《人民文学》为什么要发《小时代》？”我说：“发了天就塌了吗？”《人民文学》这么大一个殿堂，就不能发《小时代》吗？我要打破一种平衡。我讲成了编辑部的故事了。说到哪儿算哪儿，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整理于2014年4月20日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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