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夜宴杂谈》
《三联生活周刊》适时帮我们总结了“2015年度生活方式”，读来亦照例令人感慨和思索。也许在忙乱中提不起细读长篇的兴致，东君的短篇《夜宴杂谈》(《花城》)首先映入眼帘：顾先生设宴，邀请学者苏永年、画家许墨农、书法家柳喻之、诗人潘濯尘、琴师管天华、昆曲界名伶杨芳妍、文史专家彭先生等文人雅士赴宴，但做东的顾先生却一直缺席，到场嘉宾围绕顾先生手里的小说《崔莺莺别传》开始瞎聊，天马行空，颇有意趣。读来让人想到《韩熙载夜宴图》，还有李商隐的名句“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东君强调，“写下第一段时，我就决定把人与事全部锁定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里。小说中的赴宴者一一落座之后，我的叙述意图就顺着某个向度牢牢地控制着他们，不让任何一个擅自离开筵席。一桌人里面，没有谁是主角，真正的主角一直没有出场，他是由每个人近乎散碎的谈话一点点拼凑而成的，这时候，叙事者就是一个有闻必录的记录者。因为要保持客观视角，叙事者露脸的机会并不多，但他每次露脸都意味着故事的主线会从可能失序的格局中浮现，而那个不在现场却被席间一众屡屡提及的人随着叙述的推进，其形象变得越来越清晰。于是，叙事者可以退居其次，让主角以另一种方式‘登场’，围绕他的谈话构成了小说中的核心部分，使之前作为铺垫的种种杂谈汇入其中，与整体的叙述指向有了吻合。 ”显然，其短篇的结构技巧已臻化境，何况还有余韵袅袅的结穴：“当他们的谈话接近尾声之际，我就在小说中安排了一场大雨，让每个人在一种略带忧伤的氛围中离开，至此，小说戛然而止，即通常所谓的开放结尾。 ”这很巧妙地做到了在非常有限的篇幅里充分展现作家想要表达的生活场景，如隔帘观花影、隔窗眺远山，朦胧中意趣自现。
李浩的短篇《使用钝刀子的日常生活》(《北京文学》)，标题便是隐喻，是象征，是对现实最冷峻的思考和质问。无独有偶，黄咏梅的《病鱼》(《人民文学》)则以鱼写人，从病鱼折射“病”人和“病”社会。“仅仅喂过一次药，那条病鱼竟然就好了”，在故事的最后，作家的安排，耐人寻味。
侯波的中篇新作《郎的诱惑》是本期《清明》的头题，故事悬念迭起：一个濒临破产的民间戏班忽然接到了一个大单，被邀请到云台山庙会上去演出。演出期间，他们遭遇了各种莫名其妙的事，先是有人来闹场，再是剧团内讧，主角离场，最后团长袁青子又陷入一场莫名其炒的强奸案等，但这一切竟犹有神助般地都平平安安地过去了。谜底在小说最后终于被揭开——原来，女主角红霞心甘情愿做了房地产商高玉海的二奶，这场戏是她的告别演出，也是她送给师傅与所有演员的最后的礼物。作品关注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关注传统文化、道德在新时期面临的困境，其中本色当行的戏曲元素，不仅增强了故事的民间性、草根性，也令多年以戏曲为业的笔者颇感亲切。而王可心的中篇《春天里》(《小说月报》)以卑微的城市小人物何梅英为主人公，她不能生育，天天挨丈夫暴揍，睁开眼就是受罪。侄子王嘉宝的出现给了她生的转机。那么，这个突如其来的孩子带给她的，将是福，是祸？可与之参看的，是曹永的《红骨髓》(《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患白血病的男孩需要骨髓移植。怀着双胞胎的姐姐面临艰难的抉择：保弟弟还是保自己的孩子？这是作品主人公的悲剧，却与我们每个人有关。
母亲出轨，杀妻的父亲乔装后仓皇出逃，谎称自己去遥远的地方执行光荣而秘密的任务，钻过铁路挡墙上的破洞，在初懂世事的男孩面前遽然消失。从童年到少年，男孩内心揣着对父亲的信任和崇拜，受尽世人歧视和冷眼，孤傲地在与周遭的对抗中严守着父亲的“秘密”。那堵挡墙，那个一墙之隔的世界，以及父亲的谎言，成为男孩整个成长过程中强大的精神力量。直到十几年后，所有的真相，随着父亲的自首，水落而石出。这是王秀梅的中篇《一墙之隔》(《江南》)的故事，也是对人心人性的拷问。
当然，王安忆的长篇新作《匿名》(《收获》)是本月绕不开的话题。作家编织的故事里，失踪者遭遇意外绑架，被扔到几省交界处的深山，重新练习从荒芜自然谋取食物。从大都市跌入深山老林，从文明法则跳进自然法则，在遗忘的恐慌中不停为事物命名，他如何再拾起一件件文明外衣？“匿名这个标题，正是对整部小说的解构。失踪者虽携带此前社会化烙印，却不得已步入狩猎原始阶段，像个初生孩子打量世界，甚至和学舌鸟儿呼喊应答，他在匿名世界里艰难而微妙的二次进化，是我着墨最多的。 ”王安忆如是说。
最后，隆重推荐湖南作家奉荣梅的随笔《贾谊，万古惟留楚客悲》(《中国作家》)——洛阳才子贾谊得罪小人，被贬出京师，南下长沙国当异姓长沙王的太傅，从此与屈原一起，成为湖湘文化的名片。文章史料翔实，落笔从容，开合自如，值得细读。而浙江作家徐惠林的《县城》(《西部》)则将“县城”放置在“城市”与“公社”之间，从自身闻见落笔，又向人性人情的纵深处进行开掘，相信能令每一个有“县城”生活经历的读者在莞尔中沉思，便是完全不了解县城的读者，亦能引发些许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