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八汉学家们的中国老婆

转载 2015-06-04 11:55:35

15位汉学家，

先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同床共枕；

再娶了一位汉家媳妇，同生共死。

几乎所有的汉学家，都有一个中文名

哥伦比亚大学的毕汉思，中文名包含倾慕思念汉文化的意思。被誉为当代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的施舟人，因诸子百家中老子是周人，庄子名叫庄周，故取其谐音“舟人”。这个名字也包含有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桥梁“渡人”的意思。白鲁恂的中文名只知道是他自己取的，但无可考据，猜想是他崇拜鲁迅，或是他自谦天资愚鲁。卫礼贤早年以传教士身份来中国。礼贤是他的字，其实他的中国名字是“希圣”，是仰慕圣人的意思。Wilhelm就音译成了“卫”。也是一个很故老的中国姓氏了。高本汉的“高”，与Karlgren发音近似；而Bernhard，译成了“本汉”，取的是“本是汉人”的意思。据说他跟中国学者介绍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很喜欢讲：“我本是汉人。”

欲做汉学家，先娶中国妻

卫礼贤、高本汉这两位大汉学家人都是19世纪出生的人，他们的妻子都不是中国人，但随着后期越来越多的中外交流，汉学家们和中国姑娘们的接触机会渐多之后，几乎下文提到的所有汉学家，还都有一个中国伴侣。凡娶汉家女者，未必都能成为汉学家，但若原本就醉心中国文化，又严谨治学，与中国伴侣的异国情缘或许能对他们真正亲近这种文化有更深层次的帮助。

一、李约瑟（1900－1995）

鲁桂珍，51年的情人和为期26个月的妻子

本名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英国人。英国现代生物化学家、汉学家和科学史专家。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他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李约瑟难题也引起各界关注和讨论。李约瑟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之初，中国姑娘鲁桂珍就成了他的工作助手，李约瑟这个中文名字，就是鲁桂珍取的，因崇拜中国文化尤其老子（李聃），所以直接用了李姓。在妻子李大斐去世后，89岁的李约瑟娶了85岁的鲁桂珍为妻，她是他长达51年的情人和为期26个月的妻子。李约瑟曾说：“再也没有比娶中国人为妻更能说明我对中国文化的爱恋了。”一位英国作家对于李约瑟与鲁桂珍故事的感慨道：“从对另一个人的爱情而生出对另一种语言乃至另一个国家的爱。这一系列的事件浪漫而富有诗意。”

二、费正清（1907－1991）

费正清、费慰梅，都是梁思成起的名字

本名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办人，美国方面中国研究的泰斗，金介甫等人的导师。他的名字，是梁思成所取。三个汉字，分别代表了他的last name 和given name，“正清”表示“正直清廉”，很有一种清新的学者意味。费正清没有取一个中国老婆，却有一大堆中国朋友，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蒋梦麟、梅贻琦等等，费正清及他的妻子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挚友，他们夫妇的中文名字——费正清、费慰梅——都是梁思成给起的。

三、高罗佩（1910－1967）

妻子水世芳为清代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

本名Robert Hans van Gulik，荷兰人。虽然也姓高，但他是的是Gulik，“高”是谐音。“罗佩”虽然是Robert的音译，但是也有几分古意。这个人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了解基本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会弹古琴、写书法，还有两本代表作：《大唐狄公案》和《中国古代房内考》。这两本书的背后都得提到高罗佩妻子，他的妻子水世芳为清代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其父亲水钧韶曾在中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工作，后来任天津市长。水世芳不仅是名门之后，而且是齐鲁大学毕业生。《大唐狄公案》据说是在妻子水世芳的鼓励下完成的，她引导高罗佩研读了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并鼓励他从洋人的角度来写中国版的福尔摩斯。高罗佩对主人公狄仁杰屡破奇案大为折服，才着手研究和比较西方侦探小说和中国断案传奇，随后创作了英文版《铜钟案》、《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四漆屏》、《湖中案》等十几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最终构成了高罗佩的“狄仁杰系列大全”———《狄公断案大观》，即《狄公案》，狄仁杰从此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成了西方人心中的“中国的福尔摩斯”。

早年风流的高罗佩就是在遇到了中国姑娘水世芳之后才安定下来专心治学。他曾在自传中写道：“1943年夏天，我遇到了社会事务部的女秘书，她是来自北京的22岁姑娘，叫水世芳。在日本人侵入北京后，她与一大批大学生离开北京一路向南越过国境去了河内，最后抵达未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南部的昆明。在那儿她就读西南联大完成学业，后来又获得社会历史硕士学位。我们开始相爱，于是我向她求婚。我当时33岁，觉得过有秩序的生活和建立家庭的时刻已经到来。虽然我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港遇到过有魅力的西方姑娘，但我明白了，要和一个西方妻子永远幸福，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实现共同幸福最大可能就是与一个亚洲女人，尤其是一个中国女人结婚。”

四、傅汉思（1916－2003）

妻子张充和是合肥四姐妹之一

本名Hans Hermannt Frankel，德裔美国籍犹太人，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他经常将中国诗歌同西方诗歌、特别是西班牙和德国诗歌作比较研究，他的杰出在于“将西方文学中的相关理论与汉学研究相结合”。傅汉思的妻子张充和是合肥四姐妹之一，故他也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和知名作家沈从文的连襟。他的中文名原为傅汉斯，傅汉思是由其妻张充和所起，“汉”意为汉朝，“思”意为“思想”。二战后，傅汉思受胡适邀请，来到中国担任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主任。在此期间，他得以与冯至、沈从文、金堤等中国文化名人交往，并结识了沈从文的小姨、他未来的妻子张充和。1948年两人成婚，1949年他携妻子一同回到美国，改而研究汉学。1961年，他来到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任职，而妻子张充和则在同校的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和昆曲。另，后文提到的史景迁、宇文所安都是傅汉思的学生。

五、戴乃迭（1919－1999）

她和丈夫杨宪益一起翻译了红楼梦

本名原名Gladys Margaret Tayler ，嫁给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后冠夫姓改名为Gladys Yang，英国人，生于北京，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而著称。她的父亲是一名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戴乃迭才出世。上世纪60年代初，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最终于1974年完成并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该三卷本《红楼梦》在国外皆获好评，有着广泛影响，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被誉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英译本之一。不少人在提到她时，总会这样说：“嫁给了中国”的戴乃迭••••••

六、牟复礼（1922－2005）

他的夫人陈效兰，极多才多艺

本名Frederick W. Mote，主要研究明史，是普林斯顿东亚研究的创办者。他在美国空军服役期间，开始接触中国文化，据说参加过赵元任主办的汉语培训班。“牟”是Mote的音译，很有古意。而“复礼”，取儒家“克己复礼”之意，而且也是Frederick的谐音。牟复礼的夫人陈效兰，极多才多艺，制得一手好陶瓷。除此之外，网络上便无其它关于夫人陈效兰的文字资料可查，但是在一张“第八届世界青年汉学家会议”的合照中能明显看到，穿着旗袍的牟夫人长着一张东亚脸庞。

七、马悦然（1924－）

他的两任夫人都是中国人，还都姓陈

本名Nils Goran David Malmqvist，瑞典人。他在大学的时候，偶然看到了林语堂用英文写的《生活的艺术》，而立志研究中国文化。跟随高本汉学了几年汉语以后，去四川学方言，还在峨眉山作过九个月的和尚，我看过他的几篇演讲稿，他的中文语风比较轻松幽默，不愧“悦然”的称号。

马悦然不仅对中国文化感情深厚，对中国姑娘也情有独钟，他前后两任太太都是华人，有两段美好的异国情缘。已故原配陈宁祖，四川人，马悦然1948年到四川进行方言调查时住在陈家学习汉语，学习之余谈情说爱，于1950年喜结连理。

1996年，陈宁祖因病辞世。9年后，马悦然又娶了一位中国太太，台湾媒体人陈文芬。两人1998年初识于台湾，“密恋”多年后于2005年在山西宣布婚讯。今年84岁的马悦然与陈文芬相差43岁，属于典型的“忘年恋”。

左：马悦然与陈宁祖 / 右：马悦然与陈文芬

八、魏斐德（1937-2006）

梁禾既是他的太太，又是他的助手

本名Frederic Wakeman Jr.，美国人。他不仅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而且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是研究中国史——从明朝及清朝开国历史，毛泽东思想，戴笠和国民党特工，到上海史。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出版魏斐德一部部专著，人们也慢慢熟悉了他晚年的伴侣、他的助手兼部分作品的中译者梁禾。梁禾早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后赴美留学，获意大利文学博士。梁禾不仅是魏斐德生活上的伴侣同时也是他的学术伴侣。在魏斐德身后，她主持出版的一系列魏斐德著作中文本。

九、葛浩文（1939－）

他娶了一位来自台湾的中国妻子——林丽君

本名Howard Goldblatt，美国人。他以翻译华语文学闻名，在中国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 ，把老舍、巴金、萧红、冯骥才、莫言、苏童、贾平凹、王朔等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介绍给西方。“葛浩文”是一个十分“家常”、“接地气”的中文名，这名字的来源有点儿长：1961年，22岁的葛浩文进入海军学校，被派到台湾当通讯官，非常清闲，几乎无事可做。后来调到日本，上了一艘驱逐舰，眼看就要前往越南的他，于是申请返回台湾。回到了台湾，他开始向一个东北人学习中文，“葛浩文”便是这位老师起的名字，这位老师颇有先见之明，预知葛浩文将翻译“浩如烟海的文章”。葛浩文早年在台湾的留学期间便试着翻译了黄春明、王祯和的作品，但真正得以出版的是由中国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建议的张洁小说《沉重的翅膀》，而他事业的高峰，则是翻译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同史景迁、金介甫一样，葛浩文也娶了一位来自台湾的中国妻子——林丽君，她在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和文化，也跟先生一起做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

十、顾彬（1945－）

在北大图书馆学习时邂逅了妻子张穗子

本名WolfgangKubin，德国人。是中国以外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与施舟人、施寒微并称“欧洲三大汉学家”。

2006年11月26日，顾彬接受了德国之声记者的采访，就中国当代文学、中国作家，以及一些具体作家和作品谈了他的看法，其中有作出一些批评和意见。但在一个月以后，被重庆晨报局部转载，顾彬对个别作家的批评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意见变成了“德国汉学家炮轰中国文学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并被中国大陆各大媒体转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由于此事件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破坏了顾彬的个人形象。顾彬知道后，马上给德国中文媒体发电邮澄清说：“就这件事，我收到了许多信件，报纸的采访要求等等。那家重庆报纸显然歪曲了我的话。我肯定说过，棉棉等人的作品是垃圾（‘垃圾’二字是用中文写的），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我没有这样说。”顾彬曾在一次演讲上说：“当我被采访的时候，我无法控制自己，很不谨慎的用了‘垃圾’这个词，但仅仅是用在特定的语境中。”

1975年，作为中国和德国互换的留学生，顾彬获得了一个到北京语言学院学汉语的名额，来中国一周后，一位叫马树德的老师给他取了现在的中文名“顾彬”。结束一年的学习后，顾彬回到德国，但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已经是波恩大学教师的他，在“文革”结束后当起了德国“中国行”的兼职导游，而且一当就是六年（1978—1984）。每次到中国，当旅行团在游览中国风景名胜时，顾彬却抽空来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了解学术文化动态，查阅相关资料。就在这六年中，顾彬不但在学术上大有长进，也收获了爱情。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有个参考研究部社会科学咨询室，专供学者们查阅资料。张穗子是这个咨询室的工作人员，当时三十出头，穿着一身当时中国老百姓的“统一”着装中国蓝或绿军装，英语学得不错，对西方哲学也很熟悉。在查阅图书的工作交往中，顾彬渐渐喜欢上这个不引入注意的中国女人，最后终于由喜欢变成爱慕。这场恋爱从1980年开始，前后谈了5年后，1985年，张穗子终于办好赴德留学手续，就读图书馆学专业。此时，顾彬也结束了他的第一段婚姻，与在德国法院工作的妻子离婚。结婚时，张穗子和顾彬给北京图书馆去了封信，请单位给她开证明，同时交了两年的党费，希望党组织不要开除她的党籍。现在这个家庭已有两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的取名也有顾彬率直风格：“顾子彬”——顾彬的儿子也。他和妻子张穗子也是事业的伙伴，两人于1989年创办了半年刊德文杂志《袖珍汉学》（minimasimica），这是本介绍中国小说、散文和诗歌各个流派的杂志。

《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德]顾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4月版

十一、史景迁（1946－）

他的夫人金安平也是史学家

本名Jonathan D. Spence，生在英国。早年在美国，澳大利亚研究中国文化，最喜欢研究的是康熙雍正年间的清朝历史。他的中文名字，是自己取的。“史”和他的last name Spence发音相近，又表示他是研究历史的。至于“景迁”就更有意思了： “景仰司马迁”，他说司马迁是他最崇拜的历史学家。他几年前刚从耶鲁退休。值得八卦的是，和金介甫一样，他俩娶的都是台湾女人，被称为“台湾人的女婿”。史景迁的夫人金安平（Annping Chin，1950－），美籍华人，史学家金毓黻的孙女，也是历史学家。金安平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时，从历史学家房兆楹学习。她与史景迁在房兆楹的葬礼上相识，后来两人结婚。

十二、宇文所安（1946－）

妻子田晓菲是他的学生

本名Stephen Owen，美国人。他很有创意地选择了一个中国鲜卑族的姓“宇文”，来作为Owen的翻译，“所安”则出自《论语》的“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又和Stephen谐音，名和姓加在一起，也有胡汉融合的意思。他的妻子田晓菲，天津人，5岁习古诗、10岁出版诗集、13岁直升北京大学。20岁开始攻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35岁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正教授，是出了名的女。另，田晓菲在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期间，宇文所安曾是她的导师。

十三、金介甫（1948－）

夫人康楚楚就是他的汉语“家庭教师”

本名Jeffrey C.Kinkley，当年以一篇研究沈从文的论文获得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的第一个博士学位，从此也一直在进行中国文艺的研究。他把Kinkley翻译成了“金”，把Jeffrey译成了“介甫”，应该主要是从发音的角度出发的。金介甫是这么介绍自己的中文名字的：“金”是金圣叹的“金”，“介”是蒋介石的“介”，“甫”是杜甫的“甫”。他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汉语，然后留学台湾。在那里，结识了台湾大学经济管理系学生康楚楚，随后组成异国家庭，用他本人的话来说，从此妻子也成了他的汉语“家庭教师”。

十四、吴芳思（1948－）

文革时期她在北京留学

本名FrancesWood，英国人。本名译音弗朗西丝•伍德，中文的名和姓各取本名音译，既大体保留了原名的音，又有中文世界里传统女性名字的味道。吴芳思在剑桥大学学习中文，同顾彬一样，作为英国文化委员会和十名赴英学习的中国学生的交流项目，吴芳思于1975至1976年在北京大学学习，后来出版了一本《留学北京：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专门回忆此事。1977年进入伦敦大英图书馆工作，负责管理中国典藏，并出任中文部主任，直到2013年退休。她还是国际敦煌项目指导委员会成员，及东方陶瓷学会交易（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Society）的编辑。其著作《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被译成中文后，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

《留学北京：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经历》[英]吴芳思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3月版

十五、陈安娜（1965－）

继戴乃迭之后又一位嫁给中国翻译家的译者

本名Anna Gustafsson Chen，瑞典人，本姓古斯塔夫森，嫁给了来自中国的翻译家陈迈平。陈安娜于1985年起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学习，曾师从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后赴隆德大学东方语言系深造，师从汉学家罗斯，1997年获博士学位。她担任过斯德哥尔摩国际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现任职于瑞典盲文与录音读物图书馆。她翻译过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包括苏童、莫言、余华、虹影、韩少功、陈染等。